民国春秋+刘凤舞- 第208部分

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为妙。”　　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　　过了3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是时，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　　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布极为普遍。　　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　　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　　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　　松本表示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　　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　　汪精卫汉奸集团，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　　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5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3人商谈后，往见汪精卫。尔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同日方继续谈判。　　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为“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库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举行预备会议，几天来，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在谈判中，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　　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争论了6个小时，才达成初步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高宗武、梅思平还提出重建“中国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得同新中央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作为“中国新政府”，不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对于这两个政权中“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　　今井武夫予以驳斥，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　　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可待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于是，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　　会谈后，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　　（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　　（2）中国承认“满洲国”。　　（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　　（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5）赔偿日侨损失。　　（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重光堂秘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设下一个圈套，把在重庆的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10天以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提出更广泛、更苛刻的要求。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　　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等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尔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并商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今井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棠会谈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密约”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险，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内，亲自上锁，由她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往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陈璧君还不放心，于次日将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密约”烧掉，省得提心吊胆。　　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　　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她自1926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政治欲望逐渐膨胀。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为汪出谋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她不仅依靠汪爬上中国政坛顶峰，且左右汪精卫。有人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汪虽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且未能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　　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他在敌机轰炸武汉时，未经蒋介石许可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知道后震怒。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位置，而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不准他人染指。周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士’对待他。”　　汪精卫集团和蒋氏之间在战和问题上又发生分歧。一次，汪精卫对蒋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　　蒋介石则说：“抗战易，和平难。”　　汪反驳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　　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但总是惶恐不安，他惧怕全国人民反对他，也顾虑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时，和日本打过交道，还算是顺手的。”　　汪回道：“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那时，我兼外长首当其冲。类似的事，不遑枚举。直今我还心有余悸。”　　汪精卫犹豫不决，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陷入穷思的苦海中。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方须商量”。　　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原来，周佛海对汪精卫深切了解，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10余年屡遭失败。但汪仍想实现其领袖欲，虽有反复，必仍按原计划也，便采用以退为进策略。果不出周佛海所料，次日，周佛海、梅思平再赴汪宅，汪开始提出难题甚多。周佛海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　　汪闻此言，担心果真作罢，便改变态度，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决定照此答复。”　　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