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 龙云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 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 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 “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近卫得知汗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12月22日晚，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便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声明。“善邻友好”，就是要中国停止抗日的行动，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共同防共”就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要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而且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由河内飞往香港，要在香港公开发表汪之声明。 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3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 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年3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却仍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迥异。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在门口。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老政客，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 林柏生在1924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 “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汪精卫的声明称为《艳电》，是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汪精卫的《艳电》是致蒋介石的，内称：“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防共目的在于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 蒋介石看后不禁大怒，将戴笠召来。戴笠来到重庆南岸黄山蒋氏官邸，见蒋的脸色阴沉，小心问道：“校长，叫学生有何吩咐？” 蒋介石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是个笨蛋！你手下有10万人，居然让汪兆铭跑到河内去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这样无用！” “学生有罪。请校长息怒，学生马上去布置人，处理这件事情！”戴笠说完转身欲走。 “慢！河内的事情，先不要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动手！目前，只是密切地关注其动向。如果兆铭走得实在太远了，中正也只得忍疼割爱了。” 戴笠道：“学生明白了！” 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4点要求： （1）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2）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6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300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3）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4）彻底轰炸重庆。 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 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在香港的何香凝发表文章，说汪精卫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斥责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国民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高级将领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汪明令通缉究办。就连为汪寄于厚望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也通电斥汪，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龙云也公开通电，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蒋介石对汪精卫则采取软的一手，硬的一手。他先是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汪精卫出逃的消息。但汪毕竟是全国注目的政界人物，是隐瞒不住的。12月26日，蒋介石才在中央党部发表演讲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适，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第三章 “硬性行动”
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后，蒋介石才主持召开临时中常会，他主张对汪晓以大义，处以宽大，为留悛悔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选举吴敬恒起草决议案，称：“汪兆铭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 此决议中有通缉令一并发表字样，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他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正如汪氏所说的那样，蒋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物，进行安抚。蒋介石还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极为反感，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形式。，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迅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 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终于落空。 汪精卫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3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 汪精卫集团四处活动，网罗党羽。周佛海最先拉了叶蓬入伙。叶曾爬上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成为失意军人。周佛海又拉了国民党文化特务樊仲云入伙。樊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他投敌后，使汪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 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附汪投敌的周化人带钱到重庆活动。周在重庆见了许多汪派人物，转达汪精卫之意，送给路费，要他们见机投奔，但多数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角色。 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 蒋在派遣谷正鼎、萧同兹等人奔赴河内、香港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去。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伯生等人见面。因林是中宣部特派员，不能同意。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戴笠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南华日报》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纷纷离去，林伯生等亦惶惶不可终日。 1月17日，刚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午后3时，林柏生在回去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来用2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头，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动。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