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盾双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无条件，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