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 就在伪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的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便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宣布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那周镐原是戴笠于1943年应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人员，任军统局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他又是密码员。他同军统局报务员陈士达一起架起电台同戴笠保持联系。 周镐自任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即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内张贴布告，并在当天晚上，指挥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800人的武装，在南京市内采取行动，接收各伪党政机关，强迫各报馆改变名称，并分头捕人。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伪市政府各委员，一一捕获，并送至中央储备银行关押，打伤了拒捕的军政部长肖叔宣，肖因伤重，两天不治而死。17日下午，周镐派人往伪中央军校进行接收，并要对陈公博采取行动。 周镐的行动，使南京城内的大小汉奸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头目陈公博吓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伪考试院长陈群惊吓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自杀身死。许多汉奸浑身哆嗦，抱头痛哭，如末日之将至。有的准备送金银财宝，有的准备送花园洋房，以图苟全性命。而广大人民则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周镐派人捉拿伪军校总队长鲍文霈，将其关押。不料第二天伪军校的千余名被煽动的学员，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要求放还鲍文霈，否则就动武。周镐只有800人的武装，面对千余名荷枪实弹的学员怕不相抵，不得不暂时将鲍文霈释放。 周镐对于身份已经暴露的或隐蔽在伪政府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没动一根毫毛，相反，他通过各种关系，将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区。 周镐的这些行动，被坏人偷偷向军统局告密。蒋介石、戴笠得知后，对周镐竟敢“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胆大妄为之举”，大为震怒，怀疑周镐有“个人野心”。周镐率先搜捕汉奸，引起了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的任援道等伪军头目的不满，任援道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周镐发动的“南京之变”的情况。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军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宣称：“决不能容忍周镐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那遭到枪击身亡的伪军政部长肖叔宣和重庆也早有联系，周镐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为重庆怪罪周镐的缘由之一。 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周镐的厄运终于来到了。经陈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划，驻南京日军于18日派兵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迫令周镐释放被捕汉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动。 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便宣告结束。 周镐被大汉奸任援道逮捕，送进南京先遣军司令部，尔后被押送到上海，关押到军统局上海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回南京拘押。关关放放，完全丧失了自由，听候发落。但周镐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请加入共产党。1946年10月，经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周佛海于8月19日乘车离南京到达上海。是日，周佛海发表谈话，宣布自己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周佛海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上海等地的接收，调集由其指挥的全部伪军，加强上海周围及上海到杭州地区的布置，调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6个纵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并设杭州区与宁波、绍兴区两个指挥部，周佛海又勾结上海日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要日军必定要听候中央命令。 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罗君强，发布紧急命令，宣称：今后上海治安，在过渡时期由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负全部责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各官警未得许可，不得任意参加任何团体，更不许有自由行动。 周佛海还在经济上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资金及物资保障。 蒋介石在利用日伪汉奸势力，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8大都市“治安”的同时，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9月5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
第十三章 敌人在磨刀
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9个独立警备队和6个海军陆战队。蒋介石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24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分为15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9月9日，亲日派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何应钦竟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大战犯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何应钦秉道：“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 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汤恩伯在1年前失守河南，被蒋介石撤职，现在奉蒋介石之命来接收上海。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战犯、原日本第十三军团大将司令官松井，开口便说： “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坐在汤恩伯身旁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汤恩伯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才不得不改用命令的口吻发话，但腔调十分滑稽。 事后，汤恩伯又单独同松井会见，居然用抱歉的口气说： “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日本军队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群众说：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小汉奸出法币30万元，大汉奸出黄金万两，都可免罪；“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任何事都要钱，如果没有法币，没有金条，那就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国民党将领争相抢购接收大员“肥缺”，汤恩伯当了上海接受大员，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更有人向蒋介石告汤恩伯的状，但蒋介石岂肯改变自己的主意。 蒋介石向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躬身问安，并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蒋介石又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人民出谋献策。阎锡山也将山西侵华日军万余人，组成反共别动队，让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屠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要求严惩汉奸。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公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共产党开足宣传舆论工具的马力，指出国民党当局对汉奸纵容和袒护的倒行逆施行为，大大破坏了我国立国的纪纲，斫伤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丧失了作为五强之一的国家体统。并表示，绝不能让汉奸们超脱于法网之外。 国民参政会常务会也通过了《请政府严惩汉奸，本忠奸不两立之训，贯彻到底，以伸正义，而维民族气节案》和《请政府迅速将惩治汉奸法规切实执行案》。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从1945年9月26日起，在各地相继开始逮捕汉奸。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伪政府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伯生、丁默邨、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 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1日连续发出6道命令：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命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向北行动；命令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解放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准备接受太原的敌伪军投降；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的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命令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部向朝鲜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部队在进入敌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残留的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还做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在目前阶段我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中央要求各地应将部队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正规师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 “日本解放联盟”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发出通电说：“现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士兵们应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装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 朝鲜独立同盟总盟亦发出通电，要求所有敌军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本同盟将保证其安全。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毛泽东面对蒋、日、伪三方合流，中国面临内战危机情况下，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是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 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以自卫战争，粉碎他的进攻。对于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决不上当受骗。” 中国人民军接到中央和总部向敌人进军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