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残年；局势恶劣，非言可喻！生灵涂炭，变本加厉，今日之下，惟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退职，不能顺利进行也！以吾公一人之退职而换得中国之救。 白崇禧邀请湘、鄂、赣、豫、桂5省参议会会长去汉口，成立了“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蒋氏“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 12月30日，白崇禧又给蒋介石发出“亥全”电：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平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试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退请趁早英断。 桂系急欲上台，蒋介石不能不吭声了。他借除夕夜邀请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官邸餐叙。蒋介石满腹愁肠，但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就坐。大家面色阴沉，表情忧郁，既无谈笑之声，也无碰杯之兴，好酒好菜，哪里还吃得下。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在讨论时发生争论，蒋介石更加恼火。他愤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元旦，蒋介石给白崇禧拍去一电：“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白崇禧不仅不“持以宁静”，反而活动得更加厉害。河南、湖北省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尤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措词激烈，有“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武汉街上处处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蒋闻白态度日趋激烈，乃于1月3日赴李宅，要李、白以大局为重，让他有余裕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然而李、白进逼更甚。市上复传“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等流言。蒋介石担心迟迟不去，势必激起事变。到时不仅于事无补，局面也将不可收拾。便派蒋经国去上海，命令将中央银行的3000万元银元和92万两黄金、蒋介石私人的4200两黄金，移存台湾。过了两天，又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布设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1月14日，蒋介石看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认为这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于是马上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在人事上，也重新做了部署，把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心腹将领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命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蒋介石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 蒋介石还特别授权他的特务机关“中统”对不受蒋介石领导者予以“制裁”。为实行这个恐怖计划，秘密成立了14个“特派队”，由特务头子刘芳雄负责。“特派队”于1月19日在上海大逮捕。特务机关决定，将重要的“政治犯”迁往华南，情况紧急时可予以枪杀。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下野。
第三十六章 “代理总统”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2日下午4时10分乘“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飞机起飞后，绕南京城一周，望着巍巍钟山，浩浩长江，想到江山依旧，人事已非，蒋介石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1个半小时之后，专机降落在杭州笕桥机场。浙江省府主席陈仪同机到杭。冬日苦短，暮色苍茫，杭州已是万家灯火。蒋介石一行驱车沿西湖前行，来到坐落在西冷桥畔的“楼外楼”。陈仪在这里设宴为蒋介石接风洗尘，以尽地主之谊。出席作陪的，有同机到达的蒋经国、陈诚、俞济时，以及奉召赶到的汤恩伯。 “楼外楼”有一道名菜叫“西湖醋鱼”。上桌前临时从西湖的鱼池中抓来活蹦乱跳的鲜鱼，立即宰杀，加上烹调别具特色，使这道名菜誉满中外。过去，蒋介石每次到杭州，都要品尝这道富有家乡风味的佳肴。但今天却不同，心事满腹，食不甘味，面对着刚刚端上桌的“西湖醋鱼”，蒋介石连筷子也没有动一下。 善于察言观色的陈诚、俞济时等人，劝蒋吃菜喝酒时都说些阿谀奉迎、讨蒋介石喜欢的话。但陈仪心直口快，常常口不择言，在劝蒋吃鱼时说：“蒋先生，俗话说：拿得起，放得下。来，尝尝西湖醋鱼的味道吧！”不料，陈仪的这句话却戳到了蒋介石的隐痛处，只见他脸上由青转红，由红转白，一怒之下，拂袖而起，说声“不吃了，走！”就悻悻然离席而去，并且不到他经常下榻的西湖岸边的“澄庐”去住，而以第二天乘飞机方便为借口，改住在笕桥空军军官学校，以为离陈仪远一些，一来可扫除心头的不快，二来这儿也比较安全可靠。 陈仪原名陈毅，曾是光复会会员，和徐锡麟、秋瑾等相熟。1905年光复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陈仪便是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比陈仪晚好几年；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派又可分为米利都学派和爱非斯学派。，蒋介石又比陈仪晚5期，所以蒋介石对陈仪很尊重，有时称陈仪为老师，以师礼相待。陈仪从20年代、30年代，直至40年代，在长达30多年的民国史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师长、军长，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声名显赫的二级上将。陈仪早就预言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然而他没想到共产党会胜利得这样快，蒋介石会失败得这么惨。陈仪参加了“逼蒋和谈”及“逼蒋下台”的大合唱，还竭力劝蒋“急流勇退，出国一游”。蒋介石恨一切逼他和谈、下台的人，对陈仪同样也是怀恨在心。 陈仪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动，毅然转向人民，他效法傅作义和平解放北京的榜样，暗中准备在京沪杭地区和平起义。殊不料，凡事不密则成害，他秘密谋划的这件机密大事，被最亲密的人汤恩伯出卖。汤恩伯是他一手提携，情同亲子侄，汤恩伯原名“克勤”，陈仪对他有知遇之恩，情同父子，恩重如山，便将“克勤”改为“恩伯”。陈仪从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他想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再拉汤一把，对汤再提挈一次，哪知汤恩伯却向蒋告密。蒋介石免了陈仪浙江省主席职，秘密押送到台湾枪毙，演出了一场恩将仇报的恶作剧。 蒋介石在一群高官的护送下来到溪口，他虽不作总统，但仍是国民党总裁，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宗仁没想到蒋介石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蒋介石下野后两个多星期，南京国民政府就土崩瓦解。 李宗仁于1月24日举行总理纪念周那天，正式上任，举行了“代理总统”的就职仪式。然而京城已人去楼空。行政院院长孙科避去上海，中央各部则奉命搬家，总统府各局官员也早迁到广州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任务，指出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偌大一个南京变成一座“空城”。 李宗仁便将蒋介石的悍将权臣暂放在一边，利用“代统”职权，恩威并重，逐步去销蚀蒋与其亲信的联络，把权力一步步夺到自己手中。李上台伊始，即以“早启和谈”为第一要务，视事当天，即对外正式宣布愿与中共就“和谈”问题开始洽商，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为之斡旋。又派邵子力等先后赴沪，分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民主人士、社会名流，请他们为促进和谈有所赞助，李宗仁特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 （1）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2）取消全国戒严令。 （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4）释放政治犯。 （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李宗仁以“代统”名义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但蒋已把张学良押解台湾，软禁在新竹上井温泉。 李宗仁派程思远专程赴台与陈诚交涉，结果得到的只是蒋介石托陈诚之口向李宗仁传达的训示： “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 杨虎城由军统特务秘密监禁在何处，外人不得知晓。李宗仁的命令对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形同废纸，没有蒋介石的手令，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孙科内阁是以“举党一致”自诩的“巨头内阁”，它包揽了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太子系、政学系、CC派显要领袖在内的各式人物，却偏偏没有桂系的人。李宗仁亲赴上海与孙科晤谈，要其速返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未有结果。后来孙科在蒋授意下，于2月4日擅自将内阁迁往广州。国民党当局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局面，即溪口的蒋介石、南京的李宗仁和广州的孙科。 孙科率行政院到达广州，要占用迎宾楼，便不客气地把戴季陶赶到条件较差的东园招待所。戴气愤不过，大骂孙科。他见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纷纷逃往台湾，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有人劝戴去台湾，他十分坚决地说：“不必去！”他想共产党定会取得胜利，会统一中国，他以前接触过马列主义，接触过共产党，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么样，决意离粤赴川，回老家去。当时他的儿子戴安国任交通部航空署长，已备好了专机，因气候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戴季陶服安眠药死去。 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闻耗悲痛，中夜唏嘘，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为“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李宗仁决定采取以柔克刚之策，以虚怀若谷之举，争取舆论同情，拉拢中间力量，分化蒋、孙势力。他首先竭尽全力把尚留在京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立法院院长童冠贤争取过来，仰赖于、童之襄助尽快使立、监两院复会，以此向孙科的行政院施加压力。又以“于此飘摇之际，肩起责任”相号召，召集在京国大代表餐叙。餐叙会上，李氏夫妇一唱一和，诉陈“苦衷”，以博“国代”对“代统”的同情和声援。尔后又让复会后的监察院及临察委对孙科之“渎职”提出弹劾。除此之外，李宗仁派黄绍竑、黄旭初携带李、白给粤籍军人余汉谋、张发奎、薛岳等人的亲笔函入穗。二黄积极活动，果然不辱使命，粤、桂两系军人开始尽释前嫌握手言欢。新任海南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受余、张、薛之托，专机飞汉与白晤面，随后又转京晋谒李宗仁。李当即命李汉魂为总统府参军长。 李宗仁又亲自出马，于2月20日飞往广州，李态度谦恭，对孙科尤甚，左一个“拜望孙院长”，右一个“务请返京主持一切”，使孙科极为尴尬被动。李宗仁又驱车去薛岳官邸，与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叙旧言欢”。“南天王”陈济棠做寿之际，李宗仁借机前往庆贺，手书“如冈如陵”寿屏一幅。陈济棠被蒋介石搞垮之后，只存国民党中委空衔。然陈虽羽翼被翦，实权被夺，但在粤仍为一元勋，粤将余汉谋、徐景唐、李杨敬、李汉魂等都出其门下，李宗仁看准了这一点，同陈济棠闭门深谈。李请陈出任海南行政长官，接任李汉魂遗缺，陈慨然应允。粤将张发奎等一向同蒋有矛盾，同李宗仁极易合拍。 李宗仁莅穗2天，瓦解孙科在粤势力的工作进行得颇为顺手，粤籍大员纷纷附李，要孙返京。孙科不得不向李低头，答应把行政院搬回京城。 孙科在未返京之前，立、监两院在李宗仁的默许下，开始对孙科群起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