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外，其他两路并无动作。由于南北议和，命令各路北伐军在停战期内不许进击，而停战协定一再延长期限。 停战议和，一则是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针，二则是新成立的诸多党派拥黎拥袁。孙中山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举袁”的方针，同袁世凯中止议和。这样，临时政府所举行的北伐，终于夭折。 袁世凯在声势浩大的北伐军面前，已是惊恐之状。他手下的北洋“三杰”，也变得无所作为。 所谓“三杰”是袁世凯在山东的时候，曾请德国军官观操，那个德国人当着袁的面，用马鞭指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称道：“你手下这三员均为杰出的将才。”于是，这三人便被吹嘘为“北洋三杰”了。后来军中进一步把这“三杰”吹得更形象化了。分别称之为“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冠的王士珍，城府很深，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知面不知心的人物，所以称之为“龙”；段祺瑞性情暴躁，好比恶虎。但这只“恶虎”长相却没有半点虎威，他脸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微歪向左边，胡子散乱，嘴唇没有棱角。因此人们常常不叫他“段虎”，因他是合肥人，则叫他“段合肥”。冯国璋爱在主子面前点关哈腰，象一只摇尾的家犬。 冯国璋和段祺瑞虽是一对结拜金兰的把兄弟，可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丧妻后，袁世凯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他做填房。段祺瑞断弦后，袁世凯又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许给他做继配夫人。由于各有这么一层不寻常的关系，冯、段二人常在袁世凯面前争宠，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明争暗斗，各不相容，互不服气。 段祺瑞的父亲在旧军中当过管带，段祺瑞因此自命为“将门之子”。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曾到德国深造过。当时德国是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国家，而那时留德学生又很少，段祺瑞更是以此引为自豪，常在人前摆出一副门里金刚的架势。他非常崇拜德国，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称德国的好。甚至他生了病也非要服德国药不可。在他的眼里，冯国璋简直是个无名鼠辈，根本无法和他相比。 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弃文习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备步兵班。毕业后，派往军队中当个小军官，不久又离开军队，重操本行，做起候补知县来。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凯重用，成为新建陆军的重要台柱子之一。 袁世凯对他手下这一“虎”一“犬”，采取暗中笼络，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驾驭办法，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表示他“用人唯公不唯亲”，便常用考试办法来提升军官。当北洋新军成立第1协时，王士珍考个第1名，当了协统；成立第2协时，冯国璋考试也夺了桂冠，也当上了协统。那位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却一连两次名落孙山，脸上无光，肚子里有气。成立第3协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深怕这次考试再落榜，那留洋镀金的面子将要丢尽，别说升官当协统没份，恐怕连在北洋军里继续呆下去的本钱也将蚀光。不料在考试前一天，他正惶惶不安时，袁世凯突然差人来把他叫到书房去，二话没说，悄悄地将试题递到他的手里。这次考试，他终于名列前茅。事后，他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是表示对袁世凯“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之所以早他登榜，也全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只不过段祺瑞一直被蒙在鼓里罢了。 冯国璋第一军攻下汉口和汉阳之际，袁世凯突然把段祺瑞从前线召回京，一见面，劈头就问：“芝泉，你看这仗该怎么打？” 段祺瑞对主子袁世凯心思摸得很清楚，袁世凯不是真心为清廷打天下，那已被清廷封为一等男爵的冯国璋挂帅出征武汉，虽然连克2城，但伤亡严重。他又居功自恃，急于攻下武昌，即使他能打下武昌，他所指挥的北洋第一军也将拚得所剩无几。袁世凯不召冯国璋，却把他段祺瑞召回京来，必然是袁想利用历代权臣惯用的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手腕，来保存北洋实力。于是，段祺瑞便引用兵书上的两句话回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袁世凯仰头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夸道：“知我者，芝泉也！” 袁世凯见冯国璋率北洋军与民军拚命，损兵折将，耗尽实力。冯在攻掠汉口、汉阳时，放火焚烧城市，两城已成瓦砾，湖北民众和民军深恨其人，如仍留这只“冯狗”在武汉督师，不利于实施和平诱降计划，于是便定下以“虎”换“犬”的办法。段祺瑞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当下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第一、第二两军，取代冯国璋。 段祺瑞到了湖北，秉承袁世凯旨意，与民军隔江对峙，并派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孙举袁活动，深得袁世凯赏识。 袁世凯把冯国璋召回，命他担任禁卫军军统。因为这个职务一直是由皇室最亲信的满族王公担任。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这样安排，是为了夺取皇族兵权，作为下一步逼宫后盾，便愉快地回道：“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宫保看守家门！” 冯国璋自从当了禁卫军军统之后，即伪装成与袁世凯政见不同，公开反对与民军讲和，力主组织军队进攻南方，大张挞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亲贵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况。 袁世凯又把段祺瑞和冯国璋叫到他的密室，商议北洋军今后的出路，这3个人都认为“逼宫”的时机已经成熟，由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已经到来。
第二十七章 袁氏逼宫
袁世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2天，便唆使“段虎”、“冯狗”等联络北洋军官40多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 袁世凯的这个阴谋，一则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再则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补充军费之名，榨取清室内帑，作特别使用。他在代段、冯等代奏时，说民军要求太酷，依段、冯主张，即行讨伐，惟苦于军费无着，不能实行，愿辞总理之职。隆裕太后温谕慰留，并发内帑黄金八万锭。 临时政府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破坏议和、进行军事威胁而同袁决裂，孙中山针对袁世凯的疑虑，复电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许诺，还是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以总统让袁和精神的对立而又能构成物质和精神的中性物。如“中立原，有何把握？” 袁世凯再次得到明确的答复。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 但是，袁世凯却处于颇为困难的地位。他原来坚持国体问题应由国民会议决定，他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发出反对共和、主张讨伐南方的通电，现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实在难以开口。他为了从这种困境解脱出来，便大造舆论，压迫清帝自行退位。北京各报纸纷纷发表敦促清帝退位的文章和社论。袁世凯又通过他的亲信蔡廷干，动员外国在上海的商会，向清廷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认为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便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 袁世凯做了上述动作之后，便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奕劻，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劻将袁世凯密示他的退位条件提了出来，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根本矛盾即“基本矛盾”。，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 载沣见袁世凯，询问关于退位的问题，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袁世凯的话被传出后，亲贵中的一些人：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对袁世凯极为不满，酝酿组织“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 袁世凯便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找来，装着忧心忡忡的样子道：“菊人兄，孙逸仙不可小觑，他们的目的、不论是议和还是北伐，也不管是来文的还是动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尽快向那孤儿寡妇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党那伙铁杆派在死顶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还是六神无主，迟迟拿不定主意。而孙文又挥师北伐，那张勋、倪嗣冲的部队一触即溃，照此下去，这局势无须多时，……。” 徐世昌慢慢地说道：“老弟，目下之形势，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哀声叹气。你若迟迟不下手，我敢断言取非爆发式方法来解决的矛盾，如天体演化、生物进化等。在，过了这村，就没你要的那个店了！依我之见，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孙文北伐声威，狠狠地压一压隆裕太后，这可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只要这寡妇对退位一事略有松口，你便可马上与南方通消息，请他们开个价。这样，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宫之嫌。” 次日，袁世凯果然入朝谒见隆裕太后，依照徐世昌的计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孑遗也。请太后圣断。” 隆裕闻奏，也早就吓昏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答道： “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决定。” 袁世凯在卫队的保护下出朝回府在东华门的马路拐角处三义茶馆门前，受到革命党人炸弹的袭击。那些刺客，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清除实现共和的大障碍，他们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这个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参加暗杀的人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肖声和女同盟会员郑毓秀等10余人。他们共分为3队，每人携带手枪1支，炸弹1枚。一队装作茶客到三义茶馆喝茶，一队装作酒客到祥宜坊酒店饮酒，最后一队则在东安市场附近准备接应。他们都未经过严格训练，而只是凭一腔热血胆气，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卫队巡警数人，袁世凯却得逃脱。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当场被捕遇害。当天，除郑毓秀外，其他7人全部被捕，后经外国新闻记者保释出狱。 这一暗杀活动对袁世凯不但未造成丝毫伤害反而给了他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这天起，他称病不朝，只是派他的心腹外交大臣胡惟德做他的代理人。并让赵秉钧等人在朝廷里外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保障”的谣言，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那些胆小怕死的王公贵族，有的干脆卷起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避难去了。 袁世凯在遇刺的第2天，即1912年1月17日，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参加御前会议。恭亲王溥伟问赵、梁：“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 赵秉钧道：“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道：“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 18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有些激烈反对清室退位的满族亲贵未被通知出席。奕劻在会上将袁世凯告诉他的请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提出，遭到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仍无结果而散。 那些反对清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