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的主张。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又有同盟会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联合立宪派人伍廷芳、张謇、唐文治、赵凤昌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许多同盟会会员，要求同盟会变为公开的组织。 孙中山不同意马上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他说：“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趁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孙中山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党，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一党之专制”。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盟会必然思想混乱，并屡受挫折。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十分必要，他们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刘揆一、平刚、田桐、居正、马君武、李肇甫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 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号召各地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 孙中山又指定汪精卫、张继为总干事，马君武、田桐任文书，居正任财务。 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行省。但是，改组后的同盟会，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着公开激烈的论战。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被拉入会内，如黎元洪被选为协理，造成组织严重不纯，孙中山并没有觉察。他在1912年4月初，应黎元洪的邀请，偕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乘船到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蒋翊武乘小轮至孙中山座舰迎请登岸，黎元洪则率文武官员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站立迎候，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蜚声中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力赞黎元洪为中华第一伟人；黎元洪复颂孙中山功成身退，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当面敦请黎作同盟会协理。黎心中不愿，但仍未置可否。 显然，黎元洪借孙中山抬高了自己在革命党人的威信，但他不久便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去屠杀革命党人。但总的来说，同盟会改组有重大的意义。 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的共和党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它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以及国民党（江浙从事教育和地方公益的学士所组织的政团）5政团合并而成。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等4人为理事，并选出干事54人。 他们是立宪派达半数，因此，共和党的基本力量是原立宪派人。共和党成立后，其本部机构与各地支部、分部迅速发展。在本部先后设置了参议员讨论会、政谈会、政务研究部等机构，又设置交际员100余人。共和党共有支部34个，其中国内支部27个，国外支部7个。随着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全国人数不低于10万。 共和党的扩张方针是：在中央，努力向权力机构渗透。先后成为阁员的有：熊希龄、范源濂、张元奇、应德闳、章宗元。在地方，参加共和党的都督有黎元洪、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 共和党以国权主义来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国家社会政策来抵制同盟会的民生主义。共和党与袁世凯结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处处作对，想托庇于袁世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来实现自己独立执政的素志，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但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民国初年，中国有两大政治力量相互对立，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以张謇等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共和党的拥袁势力为一方；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一方。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革命党人努力保留南京留守这个中心。黄兴改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他便成立留守府，以李书城为留守府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浚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 黄兴着手整编军队。他将在南京的各省民军编为5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 黄兴在任留守的第6天，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焚掠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兵变发生时，黄兴正在上海同唐绍议洽商公务，闻讯急忙搭夜车回宁，到南京时已经天明，兵变已被驻宁各部平定。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南京10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许诺待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给南京，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南京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公开指摘他失信，他还是不理。李书城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于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留守府便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南京留守府所属军队，每月饷银约需200万元以上，抵借20万元显然不足维持数日。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 这次兵变后，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袁世凯还要利用黄兴去稳定南方局面和遣散南京的军队，不准其辞职。 南京留守府的辖区只不过是南京周围的那么一小块地区，而且南京又是江苏省的辖区，南京留守府的上司是江苏都督程德全。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府条例》，规定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留守府管辖范围内所需的款项，由留守咨商财政部筹解。 但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对留守府所需军饷置之不顾。黄兴函电交加，熊仍置若罔闻。过了半个多月，袁世凯才让熊希龄去宁，会商解决。熊到南京后，口头上允拨款百万，但离开后仍一再拖延不拨，迫使黄兴天天发表演说，以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 袁世凯一方面不给革命军军饷，迫其解散，另方面又制造谣言，攻击黄兴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黄兴忍辱负重，他在5月12日致电唐绍仪、熊希龄说：“此间经济又告罄，千方罗掘，敷衍至今。日来奇窘之状，几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务恳无论如何，请尊处火速电知中国银行，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万分危迫，立盼电复。” 过了两日，黄兴又去电催问：“告急一电，谅邀鉴察。未蒙赐复，五内焦灼。前尚可靠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 袁氏政府对此仍置若罔闻，不给予接济。黄兴因军饷无法解决，又受不住拥袁报纸的流言舆论压力，于5月13日通电要求销职。由于南京所属军队大多裁撤，袁世凯表面上装着挽留黄兴，暗中却着手准备结束留守府。 5月18日，袁世凯电告张謇，准备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去南京与黄兴面商留守府结束事宜，要求张謇和江苏都督程德全（袁世凯窃国后，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会商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謇因病以密电告程。程德全害怕操之过急会发生变故，便密电袁世凯说：“在宁亲见克强办事情形，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不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宁，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 程德全此招确实巧妙。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
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 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守，并不忍坐视糜烂。” 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有些人由于把表述人的内心心理的“假设陈述”误认为“范，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允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 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 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