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各重要大员七八十人为陪宾外，其夫人也都参加。 晚宴在居仁堂大殿举行。袁世凯讲了欢迎词后，孙、黄答谢，态度毫无拘束。然后便是陪宾们依次致辞。 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坐在西南角，他在致辞时，从恭维孙中山、黄兴，自然地转向恭维袁世凯，出于本性，继而不自觉地牵涉到政治，批评国民党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只会乱闹……” 有人开始响应，高声叫喊： “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 “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 晚宴骚乱起来，有人偷看孙中山，见他态度从容如常，若无所闻。黄兴虽然有些坐立不安，但见孙中山如此，也稳定下来，不为所动。 袁世凯见火候到了，该出来压一压了，便站起身来，用拳头猛砸桌子，众人立即寂静下来。袁世凯怒叱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尔后，他拱手向孙中山、黄兴说：“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不太够，望孙先生、黄司令海谅！” 孙中山气量宽广，面带微笑点头，他见袁世凯坐下，便站起来，举杯道： “我与黄兴相约，皆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让项城作总统10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20万里，民国即可富强！” 孙中山的这一席话，正中袁世凯下怀，他站起来大呼： “孙中山先生万岁！” 孙中山接着呼喊：“袁大总统万岁！” 黄兴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他到京便说： “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 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世凯。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孙中山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态度，他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孙中山极力说服党内和平了结张、方案件，认为“弹劾大可不必，盖于事实毫无补救。” 孙中山在京近1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谈话均由梁士诒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3、4次直谈到晨2时，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外交、国防等问题。每次会谈，报纸上都有大体的报道，但没有记录发表。每次谈话，袁世凯都装出十分谦恭的样子，无论孙中山说什么，他都颔首：“所言极是。”就连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激进主张，他也满口答称：“事所当然。”偶有异处，袁世凯也说“贵论宏大，可以参考”之类的奉承话。 某夜，孙、袁会谈结束后，梁送孙回行馆，孙问梁：“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 梁问是什么事？ 孙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 梁士诒回答道：“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 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好感，是要孙中山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袁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话很满意，他后来曾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 袁世凯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 8月20日，陆征祥提出辞职后，袁想让他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但又怕参议院通不过，于是一面任赵为代理总理，一面声称内阁总理待孙、黄到京后协商解决。与此同时，又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姿态。他先是派范源濂、刘揆一动员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宋以仅换总理，阁员仍采各党混合，既不能组成强固的政府，又不合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辞谢不就，并表示待孙、黄到京后再议。 孙中山到京后，28日同陆征祥会见时曾劝陆勿存退意。当袁向孙征求内阁总理人选的意见时，孙提议由宋教仁出任，黄兴也来电劝宋担任。宋以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所余时间很短，不能多所施展，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著者，始能得到人们信仰之理由，反过来建议由黄兴任内阁总理。 黄兴北上到天津，宋迎黄于天津时，又动员唐绍仪、陈其美共同促黄出任总理。以后袁、黄会晤，袁也作出动员黄为总理的姿态。黄兴以准备专心致力实业来谢绝。袁世凯就趁势提出在赵秉钧和国民党籍的沈秉坤两人选一人担任总理。袁提沈秉坤自然只是作为陪衬。黄兴认为沈、赵两人均可。宋教仁反对沈而赞赵，因为他认为沈若出任，必然破坏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京国民党人亦多认为国会大选在即，临时政府时间已不长，如沈勉强出任，万一短命，对国民党不利。 经过反复商议，多数国民党党员主张取放任主义，谓不如即用赵秉钧为总理，俾得组一纯粹的袁派内阁，黄兴便代表国民党正式向袁提出赵秉钧为总理，这当然正中袁世凯的下怀。9月24日，经参议院通过，赵内阁正式成立。 赵秉钧正式任内阁总理后，黄兴建议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实现政党内阁。狡猾的袁世凯见黄兴画饼充饥，极表赞成。于是黄兴、陈其美在六国饭店宴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国民党本部各部正副主任与新闻记者，正式宣布“欢迎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诸君”。可是那些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们在宴会上说了几句应酬话之后，根本不拿国民党当回事。内阁总理赵秉钧说：“我们并未理他。”范源濂、周学熙、朱启钤表示不承认。表示积极的惟有最热心做官之外交总长梁如浩，及以留学生一跃而至农林总长之陈振先。有人讥笑黄兴拉这些人入党实是“天然凑成一部一见哈哈笑耳。”也有人说忠厚老实的黄兴劝赵内阁加入国民党，变赵内阁为国民党内阁，是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 孙中山一心扑在中国的实业上，在他的心目中，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国的铁路搞上去。他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并游览了长城。孙中山希望自己铁路建设计划能够得到“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袁世凯表面上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孙中山预定的3大铁路干线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一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60亿元，里程为20万里，期限10年。筹款方法是借债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 9月18日，孙中山离开北京，到各地考察铁路、矿务，结束了他这次北京之行。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太原，去和阎锡山会面。 孙中山和黄兴在京热心调合南北，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为袁世凯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孙中山走后，袁世凯发表了自己拟定的袁、孙、黄、黎的共同宣言，即八大内政大纲。这共同宣言没有经过孙中山、黄兴的酌定。那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回避与孙、黄见面，未入京，只列上了名。9月25日，“四大伟人”之协定政策予以公布，这“四大伟人”协定又称为八大内政大纲。其内容是： （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孙、黄为除祛袁之猜疑心理，表示无意竞选正式总统，而黎元洪亦通电预辞总统：“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湖南善化人）。”黎又另致共和党之私电，则仅推重袁世凯一人。南北表面上的谐和一致赖以铸成，实则袁、黎之间扭得更紧。
第三十六章 国会争权
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 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亦和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认为文化是人类意欲的产，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