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写于1919年6月。同，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罗纳德即“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势便是无为。又儒家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通“性、道、理”。著作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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