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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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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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1个月,终于无法坚持。黄明堂率领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1年零7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汪精卫去志已决,对大家痛哭道:“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  
黄兴自觉阻拦不住,就让他带上一笔钱,派两个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也是热心暗杀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他们3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沛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因是个姑娘,兵弁没有逮捕她。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江精卫慨而以慷:“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  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  
汪、黄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那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40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即和一首,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僽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似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陈璧君既然把心身许给汪精卫,便在外面奔走营救,一刻不停。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胡汉民听到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震惊焦灼,即与同志商讨营救办法。这善耆却是个清宫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同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着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那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愿提前立宪时,摄政王载沣很是震怒,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们避之惟恐不及,而这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是说:光绪帝若在,立宪早已实行,现在载沣不愿,我却是同情立宪的。  
陈璧君找到肃亲王这里,肃亲王认为这是同革命党联络的好机会,遂为汪精卫等说项。那摄政王载沣对汪精卫等原本是杀无赦的,肃亲王说了话,不得不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善耆便将汪、黄转移到他那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孙中山在南部发动8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认为依靠会党作为主力,战斗力不强,便转而侧重于新军的策反工作。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潜入广州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广州有三个标的新军,都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那赵声就是一个标的标统。他曾是个秀才,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与朱执信等人素有联系。在1907年的钦州暴动中,黄兴曾争取过他的支援,尔后他奉命调来广州,不久因被怀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职。降级后的赵声跑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有些老部下愿继续听他指挥,他便成为同盟会起义的军事组织者之一。  
另有一位广州新军炮队排长、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会,对部属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讲历史故事,宣传革命思想,启及反清觉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军加入了同盟会。  胡汉民又派邹鲁等在广州军队中积极策划起义。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  
1908夏,朱执信、倪映典等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集会,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运动,并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  
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夏历元宵节前后起义。  南方支部又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万元应急。孙中山此时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建立了同盟分会。他答应准如所请,两月内汇奇港币2万元,并嘱进行勿馁。此前他已先后汇回了在美国华侨中募捐到的港币8000元,允作起义经费。  
广州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在1910年2月末动作。旧历年节日气氛笼罩着武装暴动的策划与发动。不料,在2月9日下午,少数新军士兵在市内为一些琐事与警察发生了磨擦。双方争斗起来,一刻间,军队与警察之间似将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在起义前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紧急时刻,倪映典急驰香港,同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磋商。黄兴是在1月底由日本来到香港的。经过彻夜会议,决定在当月15日发动,届时赵声、黄兴将到广州指挥战斗。会议刚刚结束,2月12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广州。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广州时,一标士兵发生骚动,清吏严加戒备。  
倪映典当机立断,即于当天下午回到一标,率领1000余士兵起义,倪映典被推选为总司令。他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起义军经沙河进攻东门。起义军进入阵地,同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猛烈激战。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三标新军,除一标起义外,其他两标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枪械弹药,未能行动。一标战士孤立无援,倪映典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奋勇战斗1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日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其余溃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义失败时,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侨胞们应速立志以实行革命。”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人咸马里、布恩等多次会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恩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孙中山连续发电报和长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提出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建立革命基地,组织军队,训练军官,贮藏从海外输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读过电报和长信,靡不欢跃之至。  
黄兴是位热血之人,当即回信表示:尽管有2月的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黄兴向孙中山报告,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有孙武竭力运动,成绩亦好。在湖南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云南,同盟会成员深深渗入军队,以致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长江流域之秘密会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向孙中山建议: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他从各省推荐的人材有:刘揆一、宋教仁、杨守仁、蔡元培、吴稚晖等。说杨守仁思想缜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卫,美材也。说蔡元培虽开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说吴稚晖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黄兴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孙中山看到祖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深感再次举事不宜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败的覆辙,他在1910年5月30日,乘“蒙古”号轮船赴日本,同黄兴等人筹划广州起义。  
3年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赴日,他事先写信给东京的同志,请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驱逐令。结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轮船到达横滨的前一天,孙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给日本友人池亨吉拍发电报:“明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号船上一晤。”  
6月10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异常。不及寒暄,便讨论起革命形势。4天后,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人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的旅馆里会面。讨论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策划武装起义问题,对未来的若干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要立即离开日本去缅甸。他快要离开时对孙中山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是的,我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这是他在美国向华侨募集的全部资金。  
黄兴没有过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他想起孙中山常常把钱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便说:“哦!对了!我还是给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没有钱吧!”孙中山微微笑着点了点头。黄兴打开皮箱,拿起几迭,也不点数,交给孙中山,关上皮箱,提着走了。在场的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惊叹不已。  
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经香港去马来亚。他在槟榔屿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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