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会会长。 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勖勉。 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缉。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缉。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海。 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义。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锄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 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 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 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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