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 《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 “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 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 “是写何国之情？” 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 “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 “《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 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 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 “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著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为然否？” “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 “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 “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当尽力。” “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 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搞人。
第十二章 狂人求师
李大钊在读书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新主义。一年多以来，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他那颗救国救民的心。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济南和胶济铁路一带地方，日本侵略者还向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款，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交换条件。李大钊奔走呼号，愤笔疾书，积极组织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讨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战斗檄文。李大钊强烈地呼吁国人团结一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危亡中的祖国。 正在这时，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窗挚友、同盟会会员俞德也亡命东京，同李大钊会面，向李大钊全面地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李大钊将留日学生总会委他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递给俞德征求意见。俞德一面仔细地阅读，一面又不时地发出几句评论：“好！这几句尤为深刻：中国等于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饥虎。……” 俞德到达东京之后，矢志不渝，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除学习外，天天忙于筹借讨袁经费致死于狱中。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概论》、《技术哲学》、，暗自购买讨袁军火。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文章约4000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那么，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这些话自然能被一般读者所理解。关键是陈独秀对爱国心和自觉心的分析和阐述尽性儒家伦理原则。指充分发挥自己及人与物之本性。，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陈独秀说，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是时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物，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一般说来，它反映了革命阶级和，夫复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国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腐败的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得出结论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不赞成“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 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李大钊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认为“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 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 陈独秀看见李大钊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 “就是写《国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著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 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 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同李大钊面谈。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他见到李大钊，趋步近前，望着面带拘谨神色的李大钊，主动地伸出双手，用力握住李大钊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您就是李大钊，真是文如其人啊！” 李大钊不善辞令，更不习惯表现自己，一时不知该对这位在政坛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说些什么，只好被动地点头称是。 陈独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说：“大钊先生！我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轻人，为师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师者。” 李大钊有些惶恐地说：“独秀先生过谦了，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 “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我感谢你那篇文章，使我丢弃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它使我茅塞顿开，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坦途。今天，我是为求教而来的，望先生多多教我。” 李大钊无限感慨地说：“独秀先生真是一位十分豁达、开明的有志之士。我们知己相见，倍感亲切。” 他们初交，简单地谈过文字之争的是非后，李大钊便介绍了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会，建议陈独秀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尔后李大钊很有礼貌地说： “仲甫先生，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 “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