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 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 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 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万元，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300元遣散旅费。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 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3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 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明炯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 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20营，归朱庆澜管辖，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 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相仿。 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 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地方军阀割据和专政。 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行列。 程璧光原是孙中山的朋友，老兴中会会员，即表示愿同孙中山一起护法。 程璧光在6月5日离开北京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绍议、岑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 程璧光于6月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中山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中山派人送银行支票30万元给程，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 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经济上极为困绌，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 7月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车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
第十九章 护法军起兵
孙中山等到达黄埔，陈炳栻、朱庆澜在黄埔公园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揭穿了张勋复辟是北洋军阀所布置的政治圈套，他十分激动地说： “段祺瑞起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他指出，中国共和垂6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是因为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希望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他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 7月19日，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便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果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 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他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炳焜勉强同意。 孙中山即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他又致电程璧光，要他率海军舰队南下。 7月21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有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过象山时又增加福安、豫章两舰，共10舰。唐绍仪、汪精卫等与程璧光同行。 8月5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 国会议员应孙中山电邀，先后到达广州者150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 次日，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7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并通电东南各省，召开非常国会，“以谋统一，以图应变”。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到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 国会非常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原预定选程璧光为元帅，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率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到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在致大元帅颂词中道： 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继，不胜郑重期望之至。 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