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党 现代修正主义抹杀政党阶级性的一种谬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公开宣布：“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鼓吹“全民党”的典型语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具有阶级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正确的领导。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时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列宁全集》第九卷70页）苏修叛徒集团却借口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否定它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全民党”，这是对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苏联的现实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寄生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和广大苏联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根本谈不上什么“一致”。他们所谓的“全民党”实际上只代表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一切活动都以这个阶级的私利为转移，它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
党变修，国变色。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就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同时也就由社会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主席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种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谬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中，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首先提出这种谬论。他胡说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苏修叛徒集团干脆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宣扬“阶级基本消灭”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则鼓吹，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敌人被“一网打尽了”，等等。他们唱的都是同一个调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阶级斗争的形式则有了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但还没有被消灭。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除了在小生产者中会产生资本主义之外，在一部分党员中，在一部分工人中，在一部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进攻和破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列宁选集》第三卷20。页）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它像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阶级斗争，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批判和粉碎“阶级斗争熄灭论”。
人性论 剥削阶级的一种反动谬论，它否认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主张人具有天生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
人性论是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思想工具。一切剥削阶级总是把他们的贪婪、残暴、享乐等吃人本性，说成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目的是要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奴隶主阶级代表孟轲鼓吹“善”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本性，他所谓的“善”就是维护奴隶制的道德观念“仁、义、礼、智”，谁违反这种道德观念，就是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总之，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宣扬所谓“自爱”、“自保”是人类的本性，这是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人性”，借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不变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追求梦幸福生活，是合乎人的本性的，这充分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论，批判人性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页）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本质。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827页）这是对人性论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科学论述。
从人性论出发，必然要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宣扬阶级合作，并直接引出机会主义路线。孔孟的忠实信徒刘少奇和林彪，是人性论的狂热拥护者和鼓吹者。他们吹捧反动儒家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所谓“仁义道德”，是“人的关系”的最高原则，根本抹杀人的阶级性和阶级对立。这显然是为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
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统治，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束缚。他们蔑视“天国”，歌颂“世俗”，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潮开始从意大利兴起，后来遍及全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佩脱拉克、彭波那齐，西班牙的斐微斯，法国的蒙台涅等。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进一步把人道主义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人道主义反对教会的反动统治，批判神学和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始终是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谓“人”无非是资产阶级自己，所谓“人性”无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谓“世俗”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早就指出：“‘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325页）只要资产阶级认为需要时，就会用“步兵、骑兵、炮兵”代替“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法国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对付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的。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道、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无非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言蜜语而已。
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者，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①苏修叛徒集团鼓吹“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为了反共反华的需要，他们甚至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老祖宗，胡说什么孔孟的“仁政”“为人道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叛徒刘少奇、林彪之流，把儒家的“仁义”、“忠恕”等破烂货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揉合在一起，鼓吹“仁爱之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胡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极高的人类美德”，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嘴脸。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77页）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410页
“左”倾机会主义 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
“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90页）他们“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271…272页），凭着“想当然”去盲干。他们荒谬地认为革命力量要纯粹而又纯粹，除了本阶级外，其他一切力量都是反革命。他们拒绝利用敌人阵营里的矛盾，为自己寻找可能的同盟者，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而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的地位。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盲目地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使革命力量继续遭到损失。一九三〇年爆发蒋、冯、阎之间的军阀战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就盲目地认为已具备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下令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结果，使中国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巨大的损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推动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加上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只剩下“偏师了”，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们还强迫白区党组织普遍武装工农，组织总罢工等冒险行动。同时，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形势，硬说中间派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倒一切”。结果，使白区工作几乎全部损失，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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