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当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的话，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谓“土木堡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促率军50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遂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
除了周祖培之外，其他的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咸丰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苦苦劝谏咸丰绝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
不过话说回来，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旧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咸丰作为皇帝，他非常清楚清军和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
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一些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你们有何准备？”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就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于是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咸丰“巡幸热河”也就理所当然了。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于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日。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5岁的小朋友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不懂事的他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地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80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亡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沿途的地方官吏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都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逃往途中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的时候，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在经过8天的艰苦跋涉后，咸丰一行才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
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北京的主要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个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了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北京，包括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
在逃往热河之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䜣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1）
热河的来历，据说是以此地有常年温热的泉水而得名，但在咸丰刚刚安顿好之后，热河也已经进入秋风萧瑟的秋天，遍地枯草，满目苍凉，让人备感伤悲。热河虽美，但毕竟只是个孤悬塞北口外的苦寒之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冷，咸丰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日益烦躁，他虚弱的身体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更是每况愈下，此时的他又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皇宫了。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在得知六弟恭亲王奕和洋人谈判还算顺利后，咸丰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尽快与英法画押签约，以便他能逃避热河那酷寒的季节，早日回銮。
在奕代表清廷与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英法军队也按约定撤出了北京，但令咸丰担心的是，英法等国要求亲递国书的事情仍旧没有解决。为此，咸丰特意指示奕，必须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不然洋人反复不定，以此要挟的话，祸患将无穷无尽。在咸丰的眼中，洋人性情无常，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军队也已撤至天津，但亲递国书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一旦回銮，难保他们在第二年春天再度进行要挟。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届时自己必然又要再次避往热河。如此一来，非但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大清帝国的尊严与皇帝的权威也将无地可容。
正在这时，留京的大臣们一再奏请回銮，咸丰看完折子后，既恼怒又不耐烦地斥责：“你们若能保证洋人不再来北京，朕一刻也不耽搁，立刻回銮还京。”但大臣们岂敢作如此保证！由此，回銮的事情一拖再拖，热河的天气也在大臣们的争论和猜疑中渐届严寒，咸丰也只好暂时打消回銮的念头，准备在热河过年了。
塞外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着刮过凋敝的草木，吹断了枯枝，卷起了落叶，一片凄凉之景。咸丰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尽管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但他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寒冬，一点都好不起来。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这个年可怎么过？
以往的春节，皇帝照例都要在皇宫的太和殿大排筵宴，如富足丰裕的乾隆朝，太和殿的筵席往往要排出200余桌，以示太平盛世、国力昌盛。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后，由于大清国力日渐衰落，筵席逐渐缩小至100桌左右，勉强维持朝廷的气派。可如今的热河，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就更别提了。
为了让咸丰过个好年，随行的肃顺等人倒是上下奔走，百般筹划，力图将这年的春节搞得红火热闹些。但是热河毕竟是热河，它偏出塞外，人口稀少，商业凋敝，无论如何张罗奔走，终究难尽如人意。
在常年的除夕日，皇帝往往要在乾清宫里举行家宴，届时包括皇后、皇贵妃、贵妃等皇帝的嫔妃全部出席，在皇帝的带领下，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除夕的家宴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各种山珍海味、点心水果等，络绎不绝地送上宴席，供皇帝和妃子们享用。但这一年的热河，家宴虽然也开了，但明显要逊色许多。至于正月初一，筵宴当然就不排了，咸丰虽然按例升坐前殿，但随行大臣们的朝贺声较往年相比，只能用“冷清”二字来形容。
咸丰本想春节后即刻回銮，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每日咳嗽不止，并出现红痰（民间传闻是痨病，即肺结核之类）。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暂缓回銮，咸丰也只能在热河安心养病，不然回京途中一折腾，病情反有加剧的危险。
第一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2）
但是，随着天气的不断转暖，咸丰的病情却非但未见好转，反日益加重。由此，回銮的事情也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的31岁生日也没有走成。
皇帝的生日当时叫“万寿节”，是古代非常重要的日子，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国庆节。由此，肃顺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打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地给咸丰搞个万寿大典，以缓解皇帝的郁闷心情。但咸丰这一天也不好受，他虽然在病中，但有太多的繁文缛节等着他亲自去做——名义上是庆贺皇帝万寿，实则是喜庆之中的苦差。比如当天早上，咸丰必须先去祭拜列祖列宗的御像，然后穿着朝服到澹泊敬诚殿去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紧接着，又是赐宴、又是排戏，要折腾整整一天的时间。
咸丰的生日也不巧，正好是盛夏的三伏天。按照礼制，大臣们必须身着朝服补褂前来参加庆典，作为“寿星”的皇帝也必须朝服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时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仪式搞到中午的时候他已经是很不舒服，但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图个吉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勉强支撑。等到晚上大戏开唱，本是戏迷的咸丰终于支持不住，他丢下大臣们，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在生日后卧病不起。尽管这一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他还是吩咐戏照唱，在行宫中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咿咿呀呀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都是大臣代表而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时年31岁，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第一部分 7。咸丰临终安排的大漏洞：权力平衡靠的是合。。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