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优劣自不必言。西方人在中国人的忍耐与坚韧方面，所受的鼓舞，想必也是不少的。但史密斯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这个缺少诚与信和人格力量的国度，倘无科学、教育、基督式的爱的普及，要振兴起来，是不可能的。他尖锐地指出，用道德说教与榜样的力量来影响国民，几乎无任何作用。他引用巴伯（Baber）的观点说：“一句话，中国人必须开化。除非借助外部的力量加速这一进程，否则要想完成这一进程，一千年的时间都嫌太短。”作为一个中国人，接受这一理论是残酷的。但近一百年的历史已说明，打开国门，吸收域外文明，是再生的必然之路。但“被近代化”是痛苦的，不仅要有精神上的阵痛，文化上与肉体上的折磨也显而易见。如果你承担这一事实，就必须付出代价。鲁迅对此的感悟极其深刻。他后来主张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也是这一动机使然。史密斯对中国民族失望的一面，对鲁迅自然也有感染，他对中国人也开不出药方，除了宗教的仁爱外，读罢此书，最深的感触，便是警觉与失望吧？不过，史密斯有两点颇使人受启发，一是中国属大洪水之前的民族，其习性、风俗、宗教，尚未经过大洪水后的巨变，其顽强的生命力，决定了这一民族尚不属行将灭亡的民族，中国的潜力，还远没有焕发出来；二，改变中国，要靠科学和新文艺，这两种，为中国亟须的一类。仅仅靠科技、贸易看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单纯地以道德来教化国民，恐亦难以奏效。他说道：
让我们听一下人类文明的伟大倡导者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论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谢希腊。希腊在人类面前举起了艺术和科学的旗帜，就如同犹太人举起了正义的旗帜。现在，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旗帜的举起，自然占据了他们的全部身心，品行却被当成了简单的家常事。辉煌的希腊，就是因为不注重品行而消亡了；因为他们缺乏品德、坚韧和性格……不仅如此，现实成功地表明，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知识和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知识受到如此的尊重——表明现在统治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艺术和科学的突出成就，而是正义的崇高地位。”
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再不能像日本天皇家族那样囚禁在自己的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主要阐述者曾很好地阐明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丹术能点石成金。”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就会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
这是基督徒所具有的仁慈的情怀。读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鲁迅那时先科学而后又以文艺救国的信心，何以如此坚定。说鲁迅直接地接受了史密斯的思想，我们或许有武断的一面，但至少这种观念和时尚，对青年鲁迅有潜在的熏陶，这种猜测并不为过吧？《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文章，就带有着这种思路。其一是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强力意志，这些都是中国人最少有的品质。其二，把科学精神、个性主义艺术风范当成立人的不可或缺的源泉。鲁迅似乎觉得，要改变中国人的气质，倘无科学与艺术，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思想，在我看来，至少是对《中国人气质》的另一种呼应，它的内在的情愫，由于是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其动人性，其深刻，是为史密斯所不及的。
一个外国传教士，一个中国启蒙者，对同一客体所进行的相近的精神凝视，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动人的一页。洋人启示了我们的先驱者，使他从域外的火把中，窥清了几千年历史漫长的黑洞，他又不畏苦难之途，自抉其心，孤独地前行着，仿佛一个天使，在苦海里、荆丛里，毫不犹豫地挣扎、搏击着，心头的信念从未消失过。这是文明史上何等激动人心的图景！读过了史密斯与鲁迅的作品，你便会感动于文化殉道者的伟大。东西方智者的仁爱与慈悲之心，便于这样的交汇中，凝固成一种不朽与永恒。
周作人也有他心目中的“史密斯”，这便是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
如果说“史密斯”的世界是社会心理的，是研究人的社会习俗与社会观念的，那么蔼理斯则是个体人的心理状态，研究的是人的性心理的过程。周作人没有像其哥哥那样选择社会心理的著作，而深入到个体心理的学林中，这可看出两人价值取向的某种差别。但在以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周作人回国后，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介绍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说，把它看成重要的理论著作。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性意识上的蒙昧，一定程度地制约了人的个体素质。只有真正认识人的个体价值，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欲求，才可能使国民素质有所提高。
蔼理斯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善种学及性的心理学者，其所著的《新精神》、《随想录》、《性心理研究》等，对周作人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最初接触蔼理斯的著作是在日本，后来回忆此人的著作时，他承认对自己是一本启蒙的书，尤其是《性心理研究》，“我读过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了一种见解”。［3］他回国后，多次撰文介绍蔼理斯的思想，用力甚勤。1924年，他在《蔼理斯的话》一文中说：
蔼理斯（Havelock Ellis）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他的生平我不很知道，只看他自己说十五岁时初读斯温朋（Swinburne）的《日出前之歌》，计算大约生于一八五六年顷。我最初所见的是他的《新精神》，系《司各得丛书》之一，价一先令，近来收在美国的《现代丛书》里。其次是《随感录》及《断言》。这三部都是有关文艺思想的批评，此外有两性、犯罪、以及梦之研究，是专门的著述，都处处有他的对于文化之明智的批判，也是很可贵的。但其最大著作总要算是那六册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者也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极不易得。我们对于这些学问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确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更多。
周作人如此看重蔼理斯，我想，至少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其科学的态度，二是其艺术的批评精神。就前者来说，如周作人常说的，中国人少有这种研究，精神含糊，输来一点社会科学思想，殊为重要，可使国人多知晓天底下未知之事，以便使国人受到新知的洗礼；就后者而言，周作人觉得，他找到了艺术批评的一种参照。从个体人的气质、欲求出发，去理解艺术，比道学家要高明、实在得多。读蔼理斯的著作，便可明白，中国是一个怎样缺少爱与真诚的民族。周作人后来于“五四”中批评旧道德，提倡人的文学和妇女的解放，我们都可看到蔼理斯给他留下的投影。他为爱情诗辩护，批评旧道学，主张个性解放和个性主义文学，蔼理斯的作用是巨大的。鲁迅对性心理学也是喜爱的，但他和弟弟不同，选择的却是弗洛伊德，但后来不久又扬弃之，由个性心理，又回到社会学中去。周作人的一生，恐怕对蔼理斯是一直念念不忘的。就对个体人的认识上，一直未能真正超越蔼理斯的影响。这里颇有意味的是，鲁迅于“五四”中抨击旧传统，我感受的更多的是史密斯与尼采的声音，而周作人则庞杂得很，既有西方个性主义传统如无政府主义，又有蔼理斯的理论。同样是对传统发难，兄弟俩使用的理论武器如此不同，其价值观相异的一面已略有显露了。
蔼理斯在女性解放上，给周作人的启示是巨大的。这位英国学者，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倡导健全的性意识和人类情感。他在《随感录·女子的羞耻》中写道：
在我的一本著书里我曾记载一件事，据说意大利有一个女人，当房屋失火的时候，情愿死在火里，不肯裸体跑出来，丢了她的羞耻。在我力量所及之内，我常设法想埋炸弹于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她们一起地毁掉。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只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将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命。”她在水内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她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她们面前像一只香炉似的摆着，发出爱与崇拜之永久的香烟。
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烈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世界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听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自己牺牲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个世界。［4］
蔼理斯勾勒的理想世界，何尝不也是周作人向往所在？但他很少去勾勒乌托邦式的伊甸园，对周作人而言，最主要的乃是清除思想的糟粕，与旧的传统分庭抗礼。至少在“五四”前后，这一思想在他那儿是占主导地位的。妇女要解放，必须破除迷信，而破除迷信，就必须引进科学精神。所以，周作人在新文化初期，抨击旧道德时，用心良苦，与鲁迅一样，对国民诸多劣根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尤其是妇女，不要被旧道德所缠绕，争求个性与自立是重要的使命。中国人在对女人和性的问题上，多陈腐、保守的意识，或说非人道的意识，欲兴邦立国，不解决对人自身认识上迷信的因素，殊不可想像其可能性。《雨天的书·狗抓地毯》说：
社会喜欢管闲事，而于两性关系最为严厉，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从蛮性的遗留上着眼，可以看出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这种老祖宗的遗产，我们各人分有一份，很不容易出脱……
中国人如果摆脱旧梦，出现新生的文化，涌出新型的人格，女性的解放，是件大事。看一个人思想如何，只看他对性与妇女问题的思路，便可知其大貌。“立人”，在根本上是要解放妇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人的病态不仅体现在男性身上，最根本的，亦体现在女性与儿童那里。蔼理斯关于破除禁欲，以健全、合理的思想塑造人的观点，使周作人看到了性教育在中国实行之必要。改造国民性，当然要以改造和人性世界相悖的文化为主要任务。因此，蔼理斯最终把周作人的视野，引向了对人的发现和新文化的发现之路。他认为，必须打破东方文明的陈腐观念，一些人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而惟有精神的文明才是一切，这是可怕的思路。周作人认为，认真学习洋人科学的思想，引进人道的观念，对中国是异常紧迫的任务。他在《人的文学》中，高喊发现人类自己，确立人的价值，这里有许多是有性心理学的潜在影响力的。
性心理学使周作人看到了艺术批评的新的视角。蔼理斯的文学批评中的有鲜明个性的地方，其实也是他心理学思想中最迷人的地方。借助蔼理斯的理论，周作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个性主义给予了高度赞扬。他礼赞人的性情的描写，为青年人的情诗公开辩护。谈到汪静之的《蕙的风》时，他说：
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价值不一样（如胡序里所详说），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不过这个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义，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是不道德的了。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我的什么辩解。……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种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5］
我觉得，“五四”初期的文学批评中，周作人的文字是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