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
题记一：幸福是极其私人的事情，谁能阻止另一个人从内心涌上来的奔放的大笑？一个人幸福感充满全身的人又怎会在乎世俗条规和旁人的指指点点？
题记二：国民不幸福，所谓“强国”就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
2004年，作为公众人物，82岁的杨振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大无畏地开拓了当代中国人幸福观念的新边疆，使禁忌不再是禁忌，底线不再是底线；媒体也向杨先生发出了祝贺信，与杨一道发力，撑大了中国人对离经叛道行为的宽容度。
2004年12月25日，当众人还在为这位勇闯中国人口舌地狱的老公众人物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已和翁女士现身海南三亚展开蜜月之旅，公然实践着他对个人幸福的理解。在杨、翁二人现身海南岛的第二天，南亚东南亚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海啸，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位老公众人物向陈旧观念挑战的锐度和强度。
从幸福的实质是自由这一论断来看，对幸福是不应当设置边界的。抛开海啸的灾难性后果不提，幸福可真是像极了海啸──自行其是、酣畅淋漓、不计后果。固然平淡者有平淡者的幸福，不过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话，我们读历史书可就十分无趣了。幸福当然就是要向巅峰攀登，因此，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贝多芬是幸福的，达•；芬奇是幸福的，苏格拉底是幸福的，当这些科学、艺术和思想上的探险者站在马克思所说的“光辉的顶点”时如果还茫然无措的话，一定有天使飞过来提醒──有了快感你就喊！
但是，站在人类历史光辉顶点的人能有几何？大多数人只能在山脚下和小山坡上追寻着自己的幸福。所以，所谓幸福的巅峰其实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心理认知之上，它可以是在男女初见时电光火石的眼神中，也可以是在飞星传恨的守望与惦记中，当然也可以是在汕头、三亚这样的具体的地名中，也可以是在柴米油盐和种种平民的江湖波澜中。任何一个不缺乏勇毅和想象力的平民，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巅峰感觉。
幸福是极其私人的事情，谁能阻止另一个人从内心涌上来的奔放的大笑？一个人幸福感充满全身的人又怎会在乎世俗条规和旁人的指指点点？当27岁的雅恩•；安德烈亚成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时，两人年龄相差近40岁，然而此后两人不弃不离共同生活了16年。杜拉斯对于自己的高龄恋情有着比我们杨老先生更坦率的看法：“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在爱情的激励下，近80高龄的杜拉斯写出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而与杰出女作家的爱情生活，也使雅恩体验了异乎常人的心路探险并收获了异乎常人的幸福。
其实，我们的杨振宁老先生对于何为幸福也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强行闯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之后，有不少心得：如“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又如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美”这个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精简化，浓缩化，抽象化。从而，可以大致推测他的幸福观是：幸福在于明理、静心、淡定、简单、超然物外。我们的传统伦理其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去追求种种抽象、悬乎的“幸福”。
不过，当杨老先生和一位非常具象化的翁女士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明理、静心、探索无穷之宇宙，就不得而知了。当然，由于再度的青春焕发，他在心之宇宙和外在宇宙的探索上，或许仍会屡有心得；在关于何为“幸福”的“文化研究”方面，或许仍会精进不已。
传统伦理中的明理、静心，体现的是一种超越式的幸福。然而够分裂的是，中国人在黄土地的泥浆中滚打日久，早已是以长官之理为理、以一己之理为理，放弃了超越式的探索而心浮气躁、心无所依。在巨大的宇宙和世界中，人是社会的，也是孤独的，在孤独静思中得大欢喜心和大自在也是一种幸福的境界。孤独、明理、静心也能触及幸福，可惜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信仰力量作为支撑来直面孤独、静心面壁。
我们这个民族终究是有些残缺的——在群集时固然可获一晌之欢乐，在孤独时、在生死之间却无法建立起牢固永恒的幸福。
传统的中国人不喜欢孤独，不懂得享受孤独，但文人墨客们却强撑着描述出种种“独处”之乐，如“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如“环滁皆山也”的“太守之乐”——可是，谁知道他身边站了多少秘书、脚夫和当地领导干部？倒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夫子之乐，不高深，不道学，坦坦荡荡的初民风范。
所以，对于幸福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解，即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人的本性的和谐张扬。人的本性的多重性，决定了明理、静心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忘年恋乃至前呼后拥的“太守之乐”，都是不同的人和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所理解和愿意拥有的幸福。执着一生而最终站到天国门前固然是幸福，但俗世快乐也是幸福，剥离了俗世快乐来谈幸福是十足的虚伪。参透天理、明于人事的孔夫子困于陈蔡，饥寒交迫而仍能鼓琴而歌，在安居乐业时又能“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为后世写出了一个饱满的“人”字。思想家有思想家的幸福，常民有常民的幸福，孔夫子为何能写出一个饱满的“人”字？因为他拥有这双重的幸福。
作为“天赋人权”之一部分的幸福，是短缺的和脆弱得一触即碎的，并且也是要靠孜孜以求乃至不懈斗争才能获得的。但人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又往往不知不觉地把幸福外在化、笨重化了，形为物役，徒增了诸多烦恼。幸福并不完全等于本性、欲望，幸福还在于均衡、超然。现在不愁温饱的城里人一觉得自己不幸福了就跑到大理、丽江、拉萨，然后带回一个“简单即幸福”的启示，但回来后谁认真地执行过？边地少数民族的幸福观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并非简单到“简单”二字就能说清楚。
因此，幸福不必简单化、表面化地模仿他人。世界上的幸福本来就是多元、多重、多样化和个人化的，黄沾“沧海一声笑”兼传播黄式段子，“愤青”们在下半夜的键盘上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自我伟大感，以及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乌托邦梦幻，都体现了对作为一种个人感觉的幸福的强烈追求。不过，现实却使苦命的海子“两手空空握不住一颗泪滴”，或许只在什么都可以放下了的生命最后一刻，他才抵达痛苦的一辈子不曾企及的永乐之境。
笔者无意为“我们时代的幸福观”建立一套指标体系，相反，笔者认为倒是很有必要更多地关注我们时代的痛苦。幸福是具体的，但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多了幸福就少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台湾每年都颁布“民生痛苦指数”，这可能比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更实在，更积德。我们既不在乎国民的幸福指数，也不在乎国民的痛苦指数，而国民不幸福，所谓“强国”就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
（《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1期）
《世纪中国》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