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也相信确是难办，所以烈士才那么珍贵，而“焦土政策”才成为口号。
不过，我们南非洲的华侨却有许多都曾经追随过甘地，而甘地的刊物上近来也还屡次称道我们的广东省港大罢工以及北伐时收回汉口九江租界，认为是“不害主义”的模范前例呢！
问：但这实在也与印度人的特殊民族性有关。林语堂说中国人是绅士（Gentleman），日本人是武士（Warrior），印度人是神秘之士（Mystic），你以为如何？
答：我觉得英国人的代表字是决心、毅力，或固执（Tenacity or determin ation） ，中国人的代表字是有办法（Resourcefnlness），印度人的代表字便是许多人拿来讲佛法的Negativism 。这个字只得硬译做“负号主义”吧。若用消极之类便有别解了。
问：单是“负号”的消极岂不是同归于尽吗？
答：不然。不害主义的特色固为消极，但他的主要点，却是积极的、正面的，是我自信我自己要站得住，而且用力站住。这就又要讲孟子了。
＋四、不慌而忙问：不要谈孟子，请你谈他们印度人的积极方面。
答：积极方面便是甘地手订的“建设方案”。他所订的“华达教育方案”（wardha scheme ）也很重要，但未推广，而且只及于教育一方面，不及这个方案的广泛。这个方案虽只有简单的十三条，而且看起来十分迂远，短视的暴力主义者自然更是一见就唾弃，但印度人却并不这样想。他们就仗这个，在大家都不注意的地方，就人民生活的痛切处，一点一滴做起来，使完全丧失了自信心的可怜的穷人，恢复自力得食的方法，使专尚空谈的聪明人有切实可行的事来证明他真正要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这可说是孟子的理想加墨子的实行精神。国民大会以推行这个方案为主要工作。自从克利浦斯谈判失败后，更决定这是惟一的工作，并且改名为“自足自卫方案”。
问：国民大会本来是甘地的群众团体？
答：然而甘地却不属于国民大会，他只属于印度人民，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上帝，他的上帝就是真理。
问：好像国民大会也并不全是甘地派？
答：就这个方案而言，甘地派与尼赫鲁领导下的国民大会意见虽同，态度却截然相异。甘地认为人民福利安乐、道德高尚是目的，独立乃为达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如果仅有政治独立而与民众实际无福利，则并无价值；反之，人民如能自足，又有大无畏的自信心，必能自卫，由此而解决政治问题自然也容易；若人民无基础，纵拿到政权也是一团糟。因此甘地认为推行这个方案是基本主要工作，他历来所指挥的群众运动，都不许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者全体参加，而需要经他特许并选拔。孟子说：“苟无恒产，斯无恒心。”这个方案就是想在重重压力之下使一无所有的人获得恒产，因而获得恒心。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所以甘地的教条中有大无畏一条。他说，信从真理的人胸怀坦荡，不怕死，不怕痛苦，所以才能无畏，同时也必须有无畏的勇气，才能信从真理而不动摇。
问：尼赫鲁等人呢？
答：不信甘地的“不害主义”的人，虽然承认这个方案重要，却又另有一番理由。例如，就眼前情况而论，他们赞成以暴力抗侵略，但暴力是除了武器以外还需要人的。不但没有武器时需要人，就是有武器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去用的。讲到训练人，不但要训练身体而且还要训练精神的。另一方面，政治军事若没有经济社会的组织基础，显然是不能自卫的，而在不能自己来机器工业化以前，至少还先得从无中生有来让一贫如洗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能自己互相帮助，自给自足。所以这慢慢腾腾的办法倒是迫切应急的必要手段。
问：请你不要再发议论了，还是讲讲这方案吧。
答：我看你跟我谈了这样久，足见你的兴趣可以持续，并非浅尝即沽沽自喜的人。所以我想不再多谈，干脆直接介绍甘地自己作的一个小册子：《建设方案之意义与地位》。这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出版的，并非禁书。不过甘地的文章一句句斩钉截铁，不像尼赫鲁的流利畅达，所以你得准备受些“干燥无味”的磨难。
问：请你就马上介绍。
答：下面就是他这文章的全文。（下略）
一九四二年写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出版土纸本，署名“止默”
附原《 后记》 （摘录）
“这本小册子题做《甘地论》实在僭越。要论甘地，岂是我这样一个人，以及在印度这样短的时间，以及这样匆促写出的小文所能胜任的？名不能副实，这是应先向读者致歉的。”
“我们说了不知多少年的托尔斯泰（陶斯道），但他的《战争与和平》最近才有译本，而他的‘勿以恶抗恶’现在也还在‘不知是什么东西因而该骂’的范畴之内。我很担心，我这小册子会有什么后果。我不是‘甘地教徒’。因为我至今还在摸索与摇曳，并无教徒的坚持信仰之幸福。但我是甘地的崇敬者，因为我恐怕只能做尼采所说的‘末人’，自然要佩服‘超人’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能由我引起兴趣与问题。”
“历史家惯于冷酷的以成败论人，但比较只看眼前的一般人还多一些公平的同情。然而迦太基虽灭，汉尼拔仍然为伟大的战将，何况印度并非迦太基。”
“至于‘不抵抗主义’，甘地也偶用过这个词，但仍是译的‘不害’的梵语，而其意却在坚持真理，对于罪恶及违反正义拒绝到底，因此而引起之任何屈辱与苦痛之后果皆忍受不辞，而决不停止对罪恶之反抗以趋屈服。所以其意却毋宁是‘不屈’。……专以名词字面当商标，因而不看货就评价，实在是危险的事。”
原来的《后记》和《又记》注明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和十二月写的。小册子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用土纸印刷出版的。作者署名是“止默”。出版者是“美学出版社”。
作为题词的《吠陀》诗是从英译转译的文言诗体。后来我从梵文原本译出的这首诗是白话体的，题为《夜》，在前面的印度古诗中。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记
谈外语课本
自从梁启超提倡“和文（日文）汉读法”，严复编出《英文汉话》以来，现代中国不知出版了多少部外语课本。外国人为中国人编的和解放后屡次修订重编的各种统一外语教材不算在内，恐怕种数也不会少。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以后有了译学馆，清政府正式承认外语课程算起，也快要一百年了。解放三十五周年已过，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一下解放前几十年的现代经验。现在新的外语课本，包括函授和录音磁带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了考试对付标准答案，自然只好硬背中国的或则外国的标准课本，可是为了教和学外国语，还是得做点“回顾展”之类的工作吧？
我从未经过任何外语考试，现在若应考也必然没有一门能及格，所以对于如何准备考试取文凭以及通过什么“托福”之类，我是纯粹的外行，一窍不通，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学过也教过几种外国语，而且经历过不止一种教、学外语途径，包括函授和直接从外国人学，在小学和大学上课，个别教学。所以我也不妨谈谈自己的当然不配称为经验的体会。这不值专家一笑，却也许可以对青年愿学外语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不是正面的，成功的，也未必都是反面的、失败的。
主要谈谈我用外语课本的感想，等于讲闲话。
我想从我教中学英语的可怜经历谈起。
抗战初期，我经一位教大学英语的朋友推荐，到新搬来偏僻乡间的一所女子中学教英语。一方面是学校匆促在战火逼近时搬家，没有一个英语教员跟来，“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我急于找一个给饭吃的地方，贸贸然不自量力；于是我欣然应聘前往一处破庙加新房的中学去，见到那位当时当地颇有名望的老校长。他比我年纪大一倍还多，一见我时仿佛有点愕然。我想若不是学校已经开学，实在无办法，他是不会请我这个青年人去教女子中学的。不过他还是很客气，说明要我教四个年级，共四个班，从初中一到高中一；高中二和三是师范班，不学英语。现在是下学期，已经上课，学生都有课本，上学期学了一半，现在就接着教下去。时间很紧，本周来不及，下星期一开始上课。每班每周三次，各一小时。
四个班共有一百多学生，每周都得批改作业，辛苦些。以后有了高二、高三，共六个班，还要请英语教员。他随手把一叠课本和四个班的点名册交给我，便站起身来。我捧着这些本子回到新搭起来的教员宿舍。一看课本，不禁吃了一惊。不知是不是原来都是兼职教员，还是年年换教员，还是作实验或则别的什么缘故，四个班的课本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较旧的韦伯斯特字典式，较新的国际音标，较特别的牛津字典式。离上课只有两三天，这几种课本我都没学过，必须赶快熟悉四种教学体系，还得找各班学生问明白学到哪一课，以前教员如何教的，立刻准备下一课的教案，免得老校长问起来不好答对。当然学生名册也得先看一遍，怕有的名字古怪，一下子叫错了。好在我学英语是“多师是汝师”的，三种注音法我都会，几种语法教学体系我也还不陌生，估计两三天内还不会赶不及。结果是不但要备课，还得陪同屋的教“国文”的老先生谈时事、谈天；星期日又要赶到十里外的大学去向推荐我的朋友报告情况，免得他不放心，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晚上不得不足睡八小时以上，不能点煤油灯开夜车扰乱同屋的老先生休息。这些都没有难住我，难关却出在学生身上。女孩子在十几岁时正是发育时期，一年一个样。初中一年级的还像小学学生，打打闹闹，初二的就变了样，初三的有点像大人，高一的已经自命大人，有的学生俨然是成年女郎了。我仿佛被抛进了女儿国。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上课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过来，光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在以上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碰到的问题是：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学生？这才是个根本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才好。
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他不是开玩笑。
这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学语言不是学语言学，不能用学什么“学”的同样方式。学外国语是学第二语言，又和小孩子学第一语言不同。当然都有共同点，但就不同点说，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语言自然有道理，讲道理是语言学的事。学了语言道理不一定学会了语言，会了语言未必讲得出道理，讲出来也未必对。为什么要译成“反馈”而不用“回喂”呢？为什么译“情报”不如译“信息”好呢？为什么这在外国语中可以用一个词而汉语要分成两个呢？为什么“科学”一词英、法文都用从拉丁文来的词而德、俄文偏偏不用呢？汉语为什么不能通行自己的“格致”
而要用外来的日文汉字“科学”呢？语言是有道理的，但学语言似乎是不必讲很多道理的。有些语言中的冠词和形容词要跟着相关的名词变形，那么，后面的词还没出来，怎么就知道前面的词要变成什么形呢？若是先想好后面的词的性、数、格，再去照样变出前面的冠词或形容词，那样能讲话吗？更不必说长句子了。有些语言的动词是在句尾的，主语和谓语中间可以夹上一大串，动词没出来时不知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想好了后面才讲前面呢？讲出话是线性的一串，但讲话又不是线性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开头总是格格不入，总觉得人家的舌头和头脑特别，说话别扭无理。那么，有冠词的，无冠词的；代词有性别的，无性别的；哪种更合理？“是吗？”“阿是？”“是不是？”哪句更有理呢？学语言不费脑筋，不是说不用力气，只是说不必钻研。我于是照他的说法去试教学生，不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