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
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院的律师们抄写，但是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
我立即在帕麦的印刷铺里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开设在巴士罗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这里我继续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工作相当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与雷夫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一起把我的十五块钱都用完了，现在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渐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约言。我只写给她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她我大概一时不会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我的旅费。
在帕麦的印刷所里，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顿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为他的理论有些地方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批评这些理论。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我的朋友雷夫。我印刷了一些。这使得帕麦对我较为重视，以为我是一个有些聪明才能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论，他严肃地告诫我，他认为是十分讨厌的。印行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时，我结交了一个书商，叫做威尔考克，他的书铺就在我住处的隔壁。他拥有大量的旧书。当时流通图书馆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可以借阅他的任何书籍。我把这看作是莫大的便利，因此我就尽量地利用它。
我的小册子不知通过某种方式被一个叫做赖英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一本叫做《人类判断的不谬性》的作者，因此我们就相识了。他很重视我，常常来看我，同我讨论这类问题，带我到一家在契泼赛的一条某某巷里叫做荷恩斯的淡啤酒店里去，把我介绍给《蜜蜂的童话》的作者曼得维博士，他在那家酒店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伙伴，所以他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赖英斯也替我介绍了在巴脱生咖啡馆的宾柏顿博士。宾柏顿答应早晚替我找一个机会见见爱瑟·牛顿爵士。我是极想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但是这件事从未实现。
我从美洲带来了几件珍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用石棉制成的荷包，这个荷包要用火来洗涤。汉斯·司隆爵士听到了这件事，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泼鲁姆斯保利广场的府上去，在那里他给我看了他所搜集的全部珍品，并劝我把荷包出让给他，使他能把它收入他的珍藏。为此，他慷慨地付给我一笔很高的代价。
有一个年轻的女帽商人住在我们的寄宿舍里，我想她在修道院街有一家铺子，她受过贵族式的教育，通情达理，举止活泼，谈吐很风趣。在晚间雷夫读剧本给她听，他们逐渐地亲昵起来了。她搬到另外的一个寄宿舍去，雷夫也随她同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候，但是由于他仍然失业，而她的收入又不足维持他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就决心离开伦敦去试做乡村教师。他认为他自己很有资格做教师，因为他的字迹清秀而又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跟他不相称的下贱职业，他深信他在将来会飞黄腾达，到了那时候他会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过去曾经干过这样卑微的工作，所以他改换他的姓氏。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起见，他冒称我的姓。因为不久我接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想是柏克夏），在那里他教十一二个男孩读本和算术，每周薪金六便士，要我照顾T夫人，希望我写信给他，上面写明寄给那地方的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第14节：巴士罗米巷著名的印刷所
他继续不断地来信，寄来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首史诗的冗长的实例，要我批评和指正。这些我不时地都照办了，但是我却劝阻他继续写诗。那时候杨的一篇《讽刺诗》刚发表了，我抄写了一大部分，寄给他，这首诗鲜明地指出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人的愚行，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无用。诗稿不断地在每封信里寄来。同时T夫人由于他的关系失去了她的朋友和生意，常常因此而穷困潦倒，常常叫我去，向我借贷一点多余的钱以救燃眉之急。慢慢地我喜欢与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不受宗教的约束，同时利用她对我的依赖，我竟试图与她发生关系（又一错误），但是她正当地表示了愤怒，拒绝了我，并且把我的行为通知了雷夫。这就使我们绝了交。当他回到伦敦时，他让我知道他认为我已经勾销了一切过去我对他的恩惠。这样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希望他偿还我借给他或是替他垫付的款项了。但是在当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来还债，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倒发现我解除了一个重负。这时我开始想预先积蓄一点钱了。为了得到较优越的职位，我离开了帕麦，到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去，这是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我在这里继续工作直到我离开伦敦时为止。
当我初进入这家印刷铺时，我开始在印刷机旁工作，因为我以为我缺少我在美洲所习惯的那种体力锻炼。在美洲印刷工作跟排字工作是不分开的。我只喝水，其他工人，约有五十名，都是酒鬼。遇必要时，我能够两手各提着一版铅字上下楼梯，其他工人需要两只手捧着一版铅字。从这个和其他的实例中，他们看见了这个“喝水的美洲人”，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倒比喝浓啤酒的他们自己来得强壮有力，他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啤酒店的小厮替工人们送酒。跟我在同一架印刷机上工作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早餐前要喝一品脱啤酒，吃早餐时跟着面包和乳饼喝一品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喝一品脱，吃中饭时一品脱，下午六时左右一品脱，当工作完毕时又一品脱，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可恶的习惯，但是他认为，为了使得他在工作时有力气，他必须喝强烈的啤酒。我设法使他相信啤酒所能产生的体力只能与制造啤酒所用的溶解在水中的谷物或大麦粉成正比例，价值一便士的面包所含的粉比一奈尔的啤酒还多。因此，假如他吃一便士的面包和一品脱的水，他所得的力气多于喝一夸尔的啤酒。但是他还是继续喝啤酒，每星期六夜里要从他的工资中为那泥浆水支付出四五先令。这种费用我倒是没有的，这样这些可怜的家伙永远使他们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几星期之后瓦茨要我到排字房去了，所以我离开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却要我重新付一笔陋规或是一笔五先令的酒费。我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因为我在下面印刷房里已经付过了。老板也是这样想法，不许我付这笔钱。我坚持了二三个礼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被驱逐出会籍的人，他们私下对我作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假如我稍稍出去一忽儿，他们把我的铅字搅乱了，把我的页次颠倒了，打破我的排版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成是印刷所鬼魂所做的事。他们说印刷所的鬼魂总是向那些不付正规入会费的人作祟的。尽管老板保护我，这种恶作剧发生的次数那么多，使我不得不同意付了钱，因为我相信跟那些经常与你在一起的人发生恶感是愚蠢的。
现在我跟他们交情很好，不久我在他们中获得了相当的势力。我提议对于他们的教堂工人们总把印刷所叫作“教堂”〔富兰克林原注〕。法规作一些合理的修改，我压倒了一切反对，通过了这些修改案。由于我的榜样，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人停止了他们那种把啤酒、面包和乳饼混杂在一起的早餐，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我在一起只要花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即一便士半，就可以在一家附近的饭馆里买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薄粥，上面洒一些胡椒粉，加上碎面包和一些牛油。这种早餐既舒适又便宜，并且使他们头脑清醒。那些继续整天滥喝啤酒的人，由于欠债不还，常常在啤酒店里赊欠不动了，因此求我借钱给他们去买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光熄灭了。在星期六晚上我等着发饷，收回了我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替他们预先垫付几乎三十先令。同时，我被公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幽默讽刺家。这两件事支持了我在他们中间的威信。我从不缺勤（我从不因为星期天玩累了，星期一续假），因此老板喜欢我。同时，由于我排字非常迅速，我总是被指定做急件工，这种工作一般工资较高。这样，我这时候过得很舒适。
我在小不列颠的寄宿舍太远了，因此我在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在一家意大利仓库的三层楼后楼上。一个寡妇主持家务，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佣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职工，但她却寄宿在外面。经过派人到我原住的地方了解我的品德以后，她同意按照我原先所付的租金收我寄宿，就是每周三先令六便士。照她的说法，这租金特别低廉，因为有一个男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她以为可以获得一些保护。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年长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幼年受的是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使她改信了天主教，她提起她的丈夫还是十分尊敬的。过去她与上层社会人士颇有来往，因此她知道成千上百的上流社会的遗闻轶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哩。她因膝部患痛风症而成残废，极少离开她的卧室，因而时感寂寞。对我来讲，她的谈吐十分风趣，所以每当她感到寂寞时，我总是陪她一个晚上。我们的晚餐只是每人半条鱼、一小块面包和牛油，和两人共饮半品脱的啤酒，但是她的谈话却使人心醉神怡。我经常早起早睡，安分守己，这些都使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寄宿舍。我听到在我印刷所附近有一个寄宿舍，每周只要两先令的租金，由于当时我一心一意地想积蓄一点钱，所以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的。当我提到这事时，她叫我不要考虑那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替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在伦敦期间一直住在她那里，每周一先令六便士。
在她家的顶楼上隐居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关于她我的房东告诉我这样一段故事：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就被送到外国去住在修女院中，立志成为修女，但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回到英国来了。在英国却没有修女院，因此她立誓要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修女的生活。所以，她把她的财产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只保留年金十二镑作为生活费用，但从这笔款中她还拿出一大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薄粥，除了煮饭以外并不生火。她住在那个顶楼上已经许多年了，在她下面的历代天主教徒房东都允许她免费居住，因为他们认为有她住在那里是一种祝福。一个神父每天去听她忏悔。“我问过她，”我的房东说，“照她那样的生活，她怎么会这样需要一个忏悔者呢？”“哦，”她说，“人们不可能没有无用的思想。”有一次她允许我去探访她，她很快乐，有礼貌，谈话时也很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