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O一至二O二）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七月二十八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六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七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九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 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 of guerrilla—partisan 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