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的章节并不全都符合原初的计划，作者也数易其人。
当阿克顿在1902年去世时，他身后留下了一批论文、数量可观的藏书（现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北侧书库）、大量的笔记、抄本、讲演稿、短文、书信以及个人思考的记录，他希望另一些人在撰写他未能写成的历史著作时，这些记录也许对他们有所帮助。非常尊敬他的约翰·莫利（John Morley），认为他是个“不解之谜”。当然，后人如果仅靠他的著作和他的同代人偶尔的评价来认识他，必会承认他令人困惑。他并不是个被大量事实所吓倒，以致不能作出判断的学者；相反，他既善于组织事实，又善于做出判断。即使他的论文细节过多，但其中也有大量最佳作品。他能够自信地指出，某人是自提多以来犹太人母亲所生的最伟大的人物（斯塔尔，德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毫不犹豫地宣称谁具有“史无前例最丰富的想像力”（阿里奥斯托，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有人偶然问他： “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富尔敦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即使面对最过分的要求，他的想像力也从不退缩。如果他未能发挥天赋，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意志不像他的想像力那样无畏。阿克顿之谜是个自相矛盾之谜。他的困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困境，他把更适合于专门史的方法用于世界史研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目的和保守主义的手段；更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困境，他献身于包含在一个自由教会中的教义神学的理想。他亲自参与过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并与一些显赫人物关系密切，他却抱怨自己有严重的孤独和疏离感。他曾致信后来成为《英国历史评论》编辑的曼德尔·克莱顿：
我因为未能使人们对你表示赞同而口出怨言，这令你痛苦，闻此我却感到真正的欣慰。一个人喜欢听别人说他是个历史哲学家。就算我有一种历史哲学，它既无任何秘密可言，与魔鬼的哲学也毫无瓜葛。我想，人们与我意见相左，原因在于他们或是认为自由主义不正确，或是认为天主教不正确，或是认为二者都不正确。倘若我看到有人不在这三者之列，我们想必会成为同道。
然而，使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
1955年1月
第一部分：自由与权利
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
＇1＇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正就读于爱丁堡，热切地向往着这所大学。我向三所学院提出人学申请，然而当时我却被它们一一回绝。在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隔45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时刻，它们终于实现了。
首先，我要给各位谈谈也许我有理由称为近代史之统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历史观，对于每个担任此职的人一踏入门槛就要碰上的问题，这种历史观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解决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辉的名望，使我对这一职位充满敬畏。
大家经常听说，近代史是个不能确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领域。没有起点，因为人类命运是被织成了一张并无缝隙的密网；因为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没有终点，是因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若分割开来，便失去意义。
约翰·西利爵士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此言不虚。因为政治科学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一门科学。而历史知识，即对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之记载，作为行动的工具和促成未来的力量，是极有实用价值的。在法国，这种重要性被赋予了对我们自身时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规定的当代史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科书。在促使科学繁荣、政治昌明的劳动分工的渐进过程中，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在本国发现那一教职的。同时，我们不妨承认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当代”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近代”：我们不能明确地查知它的许多事实。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诚放弃他们的秘密；总有某个关键处无法确知，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报道和外观表现并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甚至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如1870年战争，其真实起因仍模糊不清；许多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在过去六个月里都成为捕风捉影，重要见证人的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现。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所获信息的可信性而非丰富性。
在可信性问题之外，是超然性问题。据发现原则和确定其作用的过程并不等于它们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过程；我们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应当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超脱尘世的纷争与躁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历史学方面持一种意见，在政治学方面持另一种意见，对国外持一种意见，对国内持另一种意见，一种针对反对派，另一种针对执政派，我们便有理由鄙视他。历史学要求我们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互交织，但并非不分你我。我们的领域超出国家事务的范围，并不受政府的管辖。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的职责甚至是优先考虑教会史而非世俗史，因为它涉及更重要的问题，包含着谬误的严重后果，因此是缜密的论述者和优秀的学者所要对待的首要问题。
同样，如果一种哲学总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历史中的荣耀作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看待，它便是一种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学。然而，每位学者都应当明白，大师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内取得的。孟德斯鸠及其学派用相同的术语称谓不同的事物，坚称自由是我们所属种族的原始状态，混淆就由这种理论而生。如果我们所要说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观念而非武力，是赋予历史学以尊严、典雅和知识价值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于提升人类生活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民族现象来解释普遍现象，用风俗来解释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几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个沉默而有远见的民族的足迹，较之于海西山脉那些用橡果喂猪的蛮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么，为了我们当下的话题，我将近代史界定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条明显而合理的界线，把它与以前的时期区分开来，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殊的、显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顺序从中世纪过渡过来的，也不带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为不速之客，它根据革新的法则，削弱了历史连续性的威力，为万物创立了新的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有关世界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状态；在这些日子里，马基雅维里将政府从法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伊拉斯谟把古代的理智之流从世俗之沟导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坚固的环节上打断了权威和传统的链条；哥白尼创造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竖起了进步的永久标志。一如神授权力之发现和罗马帝国扩张时的情形，少数哲学家表现出不受束缚的创造性和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类似的结果随处可见，一代人见证了所有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觉醒；世界在新的轨道上旋转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过去的许多年代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认为世风日下，社会不久就要毁灭；为陋习和坟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纪出现了，它准备尝试未曾尝试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充满无穷变化的未来。
这一进步运动将它与旧世界大为不同：新世界的统一性展现在探索和发现的普遍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不曾停止活动，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来的反动力量；直到我们称为革命的一般观念的时期的来临，它才最终盛行起来。对我们而言，这场从依附到独立的持续解放和渐进的过程，不论好坏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这种对历史知识的认真探索，是我所说的这四个世纪区别于以前世纪的一个标志。中世纪拥有一些记述那一时代历史的优秀作者，却对更早的史实漫不经心和不够耐心。他们在虚假证词的笼罩下满足于被欺骗，满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们按照便利原则去编造，高兴地欢迎着伪造者和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被普遍地信以为真，其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几个思想敏锐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时，历史学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至今我们仍然要在方法和资料上求助于他们。我们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过去时代的主人，但又不会丢掉它们的智慧或警谕，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探查谬误和证实可靠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这个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期，人们不再默然顺从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不是把一切视为当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据、走过的行程和个中原由。因此，史学家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超越于众人之上。稳定性的法则被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力量所征服，这些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翅越过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个孤立国度的封闭状态中寻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为徒劳。它们强迫我们涉足于比我们更为广大的社会，熟悉遥远的异域风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着主要方向，与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巨匠前贤视而不见，必须收藏各类物品以供尽可能长久地欣赏；因为研究的无情后果就是不断地减少它们的数量。例如，展现最为强健的智力，莫过于观察拿破仑这个最著名、最有能力的历史人物的智力活动。在另一领域，熟悉了费奈隆的人格，那将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文学家的神圣典范，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和下一个世纪的先驱，是穷人反抗压迫的鼓动者，是专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宽容、习惯于屈从权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拥护者。他的一个敌人说，他的睿智足以战胜恐怖；另一个敌人说，他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单是这些最伟大最优秀的智者就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榜样。一个资质平平或智力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摆脱周遭的干扰，超脱于时间、民族环境的压力之上，如果选择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内心的光去纠正、审查和检验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坚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气，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赋予他的人格。对我们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准和更宽广的视野，国际史就会被“先有议会，后有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这种绝对和偏狭的理由所支配。外国人没有在他的政府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