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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向主教们提交的17个问题涉及戒律事务、对婚配和教育的规制、鼓励新修会的政策和使教区教士更加服从主教的手段等等。从中看不出当时更深的动机。在诸多琐细的提议之中，主要的改革事项随着时间的临近日益清晰，人们开始意识到根据教会的一贯观念而要达到的明确目标。他们阅读了一位波希米亚教士的系统论述《教会首脑及其成员的改革》（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in its Head and Members）。这部著作不仅建立在书本理论上，而且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是对改革思想最重要的阐述。作者劝告教会采取如下措施：限制集权，把教廷的职权缩小到古代对首席权的限制范围内；恢复曾被罗马剥夺的主教特权，废除世俗统治权，它是等级专制制度的支柱；修订婚配戒律；全面压缩教会职位和减少神圣誓愿；修改教士独身的绝对戒条；许可在礼拜仪式中使用本土语言；给予平信徒在管理教会事务中更大的参与权；鼓励教士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抛弃中世纪神权统治的主张，因为它们是教会和国家相互猜疑的产物。
许多国家的许多天主教人士大致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是一个有联络的宗派。几乎没有人全部同意作者的教会理想，也没有人认为他涉及到了全部重要问题。特兰托会议所没有根除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弊端之中，恰有一项导致了路德教的产生。南欧肤浅的天主教教义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样的信念：教皇能够为炼狱中的亡灵赎罪；付给罗马金钱便可以买到这个保证——在一个特定祭坛上所做的每一次弥撒，都为它所祈祷的灵魂打开了通向天国之门。另一方面，禁书目录是源于特兰托会议的一项制度，它已经如此不合时宜，如此臭名昭著，即使具有强烈罗马情怀的人士，如维尔茨堡和圣波顿的主教，也建议对它进行改革。在法国，人们认为，如果主教和教士的权利根据教会法得到妥当的保障，如果实行国家和教区的宗教会议制度，如果给予天主教国家在枢机主教团和罗马教廷中适当的发言权，政府就会废除那些组织条款。似乎使所有的改革拥护者团结起来的愿望是，应当改革那些关系着教会独裁权力的陈规陋习。而受到这场运动威胁的所有利益也齐心协力维护教皇特权的完整性。宣称教皇永无谬误，是他们简单易行的保障手段，以此来对抗那些对立的国家和教会，对抗人类的自由和权力，对抗宽容的推广和科学的理性化，对抗谬误和罪恶。它成为这些人抵挡自由主义在天主教中传播的一个共同的盾牌。庇护九世不断声明，意欲获得对于教皇永无谬误的认可，并不是他召集会议的最初动机。他并不要求进一步确定实际上没有争议的一项特权。主教们，特别是少数派的主教，不厌其烦地说明，天主教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尊敬和顺从教皇。事实上，他已经充分行使了教义赋予他的所有权威。他的首次重要言论，即1846年11月的通谕，已经宣称他是永无谬误的，这项要求没有引起骚动。后来他做了一次更重要的试探，并获得了更彻底的成功：主教们被召集到罗马，不是作为大会代表，而是作为听众，从他那里接到了一个信仰的附加条款。但是，除了永无谬误说之外，他还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要把他所珍视的某些信念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以使它们流传百世。这些信念被收录在《邪说汇编》中，它集中了他多年写就的论著之精华，概括了他一生的经验教训。他非常希望它们不至于湮没。它们是一个一致的学说的组成部分。天主教徒没有拒绝《邪说汇编》，但是为之解释和辩护的热情使它失去了锋芒；教皇不敢拒绝承认那些温和的解释，因为那将使它受到抵制。他曾私下说过，他希望惟一的解释者就是他自己。耶稣会修道士宣称，《邪说汇编》就是对教皇永无谬误说的充分认可。罗马教廷的高级官员指出，它是一个非正式文件，没有确定的官方价值。倘若把教皇所喜爱的观点纳入这次大会的法令之中，以便把它们从辩护中解救出来，教皇可能会感到满意。教皇永无谬误说是暗含而不是明示在这些观点之中的。只要他行为的权威没有受到抵制，他也就不会急于暴露需要一种更精确解释的愿望而自我贬损。庇护九世要迫切推行的信念，并非只是他个人思虑的结果，它们属于一个大派系的学说。这个派系忙于追求自身的目标，并不总是站在教皇一边。所以在困难时期，教皇曾雇佣一个惟命是从的信徒。这个信徒又召募一批偻罗。在他流亡期间，一个耶稣会成员请求他认可由一批最有天赋的耶稣会修士主办并献身于天主教事业的期刊《评论》（Review）；他热情地接受了这些建议，看起来更像一位神学家而非君主。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需要维护，但也有一些理论上的考虑，以及过去的研究经验和现实目标，促使他采取这种策略。教皇的这些个人见解并非总是前后一致。他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爱国者和法国自由派天主教人士的偶像；他曾委派泰纳（Theiner）为耶稣会众的镇压者辩护；而意大利最开明的教士罗斯米尼曾是他的挚友。在他复位后，他又受到其他势力的影响；《天主教文明》 （Civilta Cattolica）的作者们跟随他到罗马，并成为他的公认的心腹，左右着他的思想。这些人的意见同他们的教会并不一致。他们的总头目鲁坦不同意《评论》的主张。他预言，耶稣会将要为它所不赞成的著述负责，将丧失适应不同国家境况下的民众情绪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却是它繁荣昌盛的秘诀之一。教皇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作者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给予他们豁免权，使他们可以部分免于根据其教会的规定所应受的约束。他们被要求脱离其他耶稣会众，可以查阅教会文献。相比教会的其他著者，更受到教会真正的、独特的精神的熏陶，但是他们在教皇领导下做出自己的评断。他们是队伍中被指定的卫队，负责君主的个人保护。他们胜任愉快地把教皇与耶稣会两者的利益和思想结合为一个体系。这样做的是结果不是因妥协和折衷而削弱了二者的力量，而是使双方都更为强大。耶稣会体制在对于权力的复杂制约中显示出的审慎和智慧，以及为了使修会应付不同境况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些部分脱离了它的严厉戒律、服从于一种更加反复无常的统治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形成限制。他们以自己作为耶稣会成员的能力，因他们的学说所阐发的特殊精神，而被挑选出来。教皇任命他们，是因为他们效忠于他。忠于教皇是耶稣会的一个品质。教皇使他们免于耶稣会施予他们的某些约束。他希望他们比其他耶稣会众更忠实于教皇制度。他比其他教皇更多地受制于耶稣会士。他使他们成为他发挥影响的渠道，也成了他们自己发挥影响的工具。
耶稣会自从教会复位以来，一直在罗马扩大地盘。在剥夺教皇权力的革命中，他们比其他人受苦更多，因而在复辟中获得了补偿。他们曾长期受多明我会众（Dominicans）的牵制，但是当他们数世纪以来为之抗争的一种学说被宣布为教义时，多明我会的神学受到了打击，他们的精神于1854年中断了。在为教皇争取世俗统治权的斗争中，耶稣会是最热心的，他们忙于准备《邪说汇编》，忙于为它辩护。他们与教皇最关心的每一项措施都有干系，他们的神学家成为罗马教廷的谋士。教皇永无谬误说一直是他们所喜爱的论调。它被大会通过便有望赋予他们的神学一种官方学说的效力，给予他们的神职人员在教会中至尊的地位。他们当时正在掌权，因此当大会召开时，他们便抓住了他们的机遇。
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说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多年。1854年的教令已经明显地将它包含在内，对它的正式承认似乎只是个时间和意愿的问题。人们甚至认为，该教令的真实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先例，以使后来否定此说成为不可能。对《教理问答》 （the Catechisms）进行了改写，或者说新的《问答》被构造出来了，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其中所教导的内容。1852年之后，该说开始出现在教省会议的决议上，后来人们推测那些教省的主教已经承认并受其约束。有一次会议是在科隆举行。三个当时的成员也参加了罗马的大会，其中两个是少数派，第三人在永无谬误说成为科隆教令的内容之后，一直著述加以反对。1866年巴尔的摩会议通过的决议使人怀疑科隆教令似乎经过篡改。圣路易斯大主教曾表示异议，在得到他的意见将由教皇代表插入教令的保证之后才签署该教令。保证没有兑现。大主教写道：“我抗议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教令应当原封不动地发布，或者根本不要发布。”这一举动非常大胆，人们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新教徒预言，除非教皇被正式宣布为永无谬误，天主教徒是不会罢休的。从1862年罗马主教会议返回的一名高级教土，被一位目光敏锐的教友询问到会上是不是没有提出永无谬误说，当时他吃了一惊。
它并不在这一次，而是在1867年的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已经宣布将要召开公会议，主教们希望向教皇呈送一篇致词。执笔者是科洛科萨（大主教黑瑙尔德），协作者是弗兰基——一个头脑灵活的罗马高级教士——和一些主教，其中包括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和奥尔良主教。有人曾试图使致词承认教皇永无谬误说。几个主教声明，如果他们没有为该说做点贡献就返回，无法向教区交待。他们遇到的抵抗使他们抱怨说，这种提法激怒了法国人。黑瑙尔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同意写入佛罗伦萨公会议的几句名言，主教们没有空手而返。
就在这次企图的几天前，《天主教文明》开始鼓噪起来，它提出天主教徒在需要的时候应当誓死捍卫永无谬误说的真理，并且用号外印出这个条款，标有教皇御准的字样，广泛散发。黑瑙尔德及其同工负责调查此事，平息了这场骚乱，但是法国主教们仍保持警惕，其中最博学的马雷着手准备他的著述。
1868年至1869年的冬季在罗马设立了几个委员会，为大会准备材料。教义委员会中有耶稣会修土佩龙、施拉德和弗兰茨林。埃德萨大主教卡登尼在一篇文章中向该委员会提出永无谬误说的问题。这篇论文修订后出版，几位重要的罗马神学家认为它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思想。这条教义除一票反对外被一致通过。弗赖堡的阿尔佐格投了惟一的反对票。在罗马的其他德国神学家，当得知该教义正在教义委员会被通过时，他们决心提出抗议，但受到一些同工的阻挠。他们使德国人警惕起来。大会将宣布永无谬误说的意图已不再是秘密。使这种意图公开化的第一位主教是圣波顿的费斯勒。他的文章比较含蓄，只给读者说明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不久以后，尼姆主教认为有关该教义的讨论已非常充分，并预计将以热烈欢呼的方式获得通过。2月6日的《文明》公开希望，大会将会毫不犹豫地在最迟不过一个月内宣布该教义和确认《邪说汇编》。五天后，教皇写信给发誓拥护永无谬误说的一些威尼斯人，鼓励他们捍卫他的至上权威和所有权利的高贵决心。一直到5月份，枢机主教安东内利透露给外交官的消息都是，该教义将被宣布且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枢机主教赖施被指定为会议主席。这位慕尼黑大主教及其教区是最优秀的教皇至上论神学家的思想阵地。他在罗马漫长的居留期间，名声鹊起，因为他被认为是掌握德国学术的秘密，发现它徒有其表的人物。他爱好基督教古物。他与伟大的探索家德罗西的友谊一度使人们认为他热爱自由，胸怀宽广。但是后来他投身于《文明》的事业，干得十分卖力，重新获得教皇的信任。德国主教们指责他背叛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教会因他巨大的影响而遭受损失。但是在罗马，他平和的性情和友好的举止却使他人缘甚广，教廷感到没有一个可以放心依赖的枢机主教。
费斯勒，即透露确定永无谬误说之意图的第一位主教，被任命为秘书。他被尊称为奥地利的博学之士，聪明地选择了他，是为了让他消除那种认为大会的一举一动显然操纵在罗马手中的疑虑，并证明一个来自不太受欢迎的民族观念的人，也具有一些可赢得教廷信任的品质。除了主席和秘书，教皇最引人注目的神学顾问还有一个德国人。帕萨利亚的声誉在罗马如日中天之时，他的同工克雷芒·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