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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过茶以后，我们设计出磷酸二酯键的一种形状。于是我们又重新振奋起来。我们把三条多核苷酸链以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起，做出了一个沿螺旋轴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模型。这似乎与威尔金斯和罗西的X光衍射图谱相符合。克里克从实验台边跑到那天刚做好的模型旁，细心地看并认真地琢磨着，对于下午能做出的成绩有点沾沾自喜。他觉得有那么几个原子似乎摆得挤了点，看上去不太舒服，但无论如何这件小玩艺儿才刚刚开始嘛！再化几个小时的功夫，一个象样的模型总该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了吧！在“碧斋”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奥迪尔虽然不能完全听懂我们在谈些什么，但她还是为克里克在一个月之内将要取得第二次胜利而感到乐滋滋的。这件事如能天随人愿，他们很快就会富裕起来的，买一辆汽车当然不成问题了。可是，克里克认为，他即使用简单的语言也不可能教奥迪尔懂得一点科学知识。奥迪尔有一次对克里克说，重力只存在于离地球约三公里以内的空间里，此后，他们之间讨论科学的兴趣就再也没有了。她不仅不懂得科学，对她这样一位小时候做修女长大的人来说，就是想在她头脑中装进一点科学常识的任何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她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钱，而且越多越好。
于是，我们的话题转而集中在一位学艺术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就要嫁给奥迪尔的朋友韦尔（Harmut Weil）了。这使克里克多少有点扫兴，他的小圈子里因此会失去一位最漂亮的姑娘。再说，韦尔的某些事情也确实令人费解。他长期受德国大学传统的影响，动辄诉诸于决斗。可他居然也能使不少剑桥姑娘在他的照相机镜头前故作媚态，这当然也是他不可多得的长处。
一天早上，我们正要喝咖啡，克里克闯了进来，打断了我们关于女人的谈话。我们便开始摆弄起原子模型来，为了把那个三条多核苷酸链的模型搞得好上加好，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几个原子的位置。下一步，就要用罗西的定量分析方法对它加以验证了。总的说来，这个模型和X射线反射图象肯定不会有多大出入，因为我们对所用的基本螺旋参数都进行过选择，使其和那次学术会议上介绍的情况相吻合。这我已告诉了克里克。要是对头的话，这个模型还能准确地预计各种X射线反射图象的相对密度。
我们立即给威尔金斯打了个电话。克里克向他解释了如何运用衍射理论快速地检验DNA模型；并告诉他，我们俩刚刚获得一项成果。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答案，希望他最好能亲自来看看。可是，威尔金斯只说有可能本星期来，却没说他动身的确切日期。电话刚放下，肯德鲁来了，他想了解一下威尔金斯对这个新发现的反应如何。克里克觉得一时很难说清楚。看上去威尔金斯对我们的工作情况无动于衷。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继续摆弄模型，威尔金斯从金氏学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第二天上午将乘十点十分的火车从伦敦赶来。他并非单独一个人来，他的同事西兹也一起来。他还告诉我们，罗西和她的学生戈斯林（R。G。Gosling）也将同车到达。看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突破还是很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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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从车站搭公共汽车来我们实验室那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次他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为这笔开销可以由四个人来分担。况且，在汽车站同罗西一起等公共汽车也实在不是滋味。这样会使原来令人不快的气氛变得更僵。威尔金斯过去对她好心好意讲的话全是白费唇舌。即使现在他们可能面临失败而大丢面子，罗西对他仍然是不理不睬。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戈斯林身上了。他们到了剑桥后，威尔金斯往实验室里探探头，打了个招呼，示意他们四个是一起来的。碰到这种尴尬的场面，威尔金斯总喜欢先闲聊几分钟，而罗西却不是这样。她去剑桥不是为了摇唇鼓舌的，而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究竟。
佩鲁兹和肯德鲁并不想打扰克里克。因为这天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日子。他们进来跟威尔金斯寒暄以后，就借口工作忙便匆匆忙忙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在这一行人抵达之前，我和克里克决定分两步介绍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首先由克里克扼要地阐述一下螺旋理论的优越性，然后我们俩一起介绍这个DNA模型的制作过程。尔后，大家去伊尔酒馆吃午饭。空出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解决DNA结构的最后阶段的工作。
演示活动的第一步是按计划进行的。克里克把螺旋理论大吹大擂了一通，并在几分钟内就说明了用贝塞函数获得漂亮答案的方法。然而来访者中却没有人愿意分享他的快乐。威尔金斯不但不想用这种微妙的理论来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想强调他的同事斯托克斯的某些计算结果会比这种理论更加高明。斯托克斯不喜欢炫耀自己；他的课题是在夜晚乘火车回家的路上解决的。次日早晨，他把他的结果写在一张纸条上了。
罗西并没有反对首先讨论新创的螺旋理论。但是，当克里克喋喋不休他讲个没完时，她就显得厌烦起来了。其实，这套说教大可不必，因为她根本就不认为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说明DNA结构是呈螺旋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X射线工作的证实。现在讨论这个模型，只能增加她的不满。罗西认为克里克讲演的内容根本不值得他如此哇哩哇啦。当他谈到在这个由三条多核苷酸链组成的模型中，磷酸基团之间是由Mg＋＋离子联结时，罗西竟显得那样咄咄逼人。她对这种说法根本不感兴趣，并直截了当地指出，Mg＋＋离子由水分子外壳紧密地包围着，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紧凑结构的主要成分。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反对并非仅仅出于她的倔强个性。这时，我也发觉我记错了罗西所测的DNA样品的含水量。正确的DNA模型至少应该比我们模型中的水多十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错了，多余的水说不定流进螺旋边缘的空隙中去了。但我们这个理论毕竟还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如果说DNA含有更多的水这一论点站得住脚，那么就可能制作出许多不同式样的DNA模型。
吃午饭时，克里克还是那样侃侃而谈，但已不再象一位殖民地征服者在那些无缘瞻仰文人丰采的不幸儿童面前讲演一样地趾高气扬了。“彩球”抛给了我们。这是人人皆知的。要想解决那天提出的一些难题，最好的办法是对下一轮实验达成协议。首先，要搞清楚DNA结构是否决定于那些用来中和负电性磷酸基的金属离子，只需要花几星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那时，有关Mg＋＋离子重要性的种种疑虑，就会烟消云散了。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才能着手下阶段的模型制作。假如工作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很可能在圣诞节之前搞出点名堂来。
午饭后，我们穿过国王学院，从后院又到三一（Trinity）学院的庭院内散步。他们还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罗西和戈斯林尤为固执。他们决不因为这次五十英里的长途跋涉的剑桥之行，而改变他们既定的研究计划。与他们相反，威尔金斯和西兹似乎还通情达理，这是否仅仅出于他们要和罗西唱对台戏的缘故，还很难说。
我们回到实验室，大家仍各持己见。克里克并未马上认输，他还在唠叨着制作模型的某些细节。可是，当发觉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搭讪时，他马上就泄气了。此时此刻，我们俩真是心灰意懒，对模型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了，觉得它已黯淡失色，那些改制的粗糙磷原子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威尔金斯要赶三点四十分的火车回伦敦去，我们就和他们匆匆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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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布喇格那里。无数事实表明，克里克如果能少说多做，工作进展会更快一点。对此，布喇格并不想多发表意见。不出所料，这消息还在广为流传。看来，现在该是威尔金斯的上司和布喇格谈谈的时候了。他们应当讨论一下，让克里克和我这个美国人再象金氏学院那个研究小组一样，耗费重金来研究DNA结构是否合适。
布喇格爵士对于克里克这样一再节外生枝，已经司空见惯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克里克还会惹事生非。他在实验室如果还是那样地干下去，又会白白地浪费掉五年的时间，连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也收集不起来。要布喇格在他任期的剩余岁月里继续容忍克里克蛮干下去，看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对于任何神经正常的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这种要求的。另外，布喇格教授长期生活在他父亲的显赫声望之下，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布喇格定律主要是他父亲的卓越贡献，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正是他享有科学界崇高荣誉的时候，却不得不为一个不得志的天才人物的某些疯癫古怪行为负责。
佩鲁兹也听说了要我和克里克放弃DNA结构的研究。布喇格征求佩鲁兹和肯德鲁的意见时，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工作中的独到之处。因此他感到问心无愧，认为这样做并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在鲍林获得成功之后，一般都认为再继续搞螺旋结构，除了说明头脑简单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让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首先制作出螺旋模型是对的。这样，克里克就能专心致志于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认真研究血红蛋白结晶在不同浓度盐溶液里的收缩情况。再扎扎实实地干上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他或许能搞清楚血红蛋白分子的形状。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可以打发克里克另就高位了。
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向布喇格求情。为了不使佩鲁兹和肯德鲁在中间为难，我们决定采取克制态度，没有公开对布喇格的决定表示疑义。否则，大吵大闹起来就会显得布喇格教授对DNA这三个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看来，DNA结构的重要性还不及金属结构的百分之一。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制作他的肥皂泡般的模型来研究金属结构。在放映描绘那些肥皂泡相互撞击的电影时，布喇格那股子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
我们忍气吞声并不是怕和布喇格伤了和气，而是我们以糖和磷酸为核心的模型陷入了困境。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它，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一天，我们参观金氏学院回来，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命运不济的三条核苷酸链模型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模型。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但给人一种印象，把糖和磷酸骨架放在模型中央未免使原子堆集得太紧了，这是不符合化学规律的。在这种模型中摆正一个原子的位置，就会使离它较远的原子拥挤不堪。
要想取得成功，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很遗憾，我们觉得如果轻率地和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搅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新的实验结果的来源枯竭。我们也不想被人邀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会。那怕稍微问一问威尔金斯，有人也会怀疑我们又要搞DNA了。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洗手不干的工作，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据我们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制作过任何三维分子模型。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们愿意把剑桥的原子模型给他们使用，但他们仍然是半推半就，但威尔金斯曾经说过，几周之内要找人把模型搭起来的。于是，我们决定以后有人到伦敦去，就顺便把这些玩艺儿带到他们实验室去。
由于出现这样的僵局，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任何人要想在圣诞节前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看来都是渺茫的。克里克重操蛋白质旧业仅仅是为了应付布喇格要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并非他自己心甘情愿。沉默了几天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蛋白质α螺旋的超螺旋结构来了。后来只有在吃午饭时，我才能听到他谈上几句DNA的结构问题。好在肯德鲁认为DNA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仍然应该经常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他从根本上就不打算再让我对肌红蛋白发生兴趣了。在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想尽量多学点理论化学方面的知识，或者翻阅各种杂志，希望能找到点被人遗忘了的有关DNA结构的资料。
那时，我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克里克买的《化学键性质》。克里克为了查找重要键长等某些资料，常常翻阅它。这本书放在肯德鲁给我做实验用的一张台面的角落里。我总希望在鲍林的这本名著中找到一些奥妙之处。于是，克里克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克里克，51年圣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