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国家死一般地停滞不前。
只有联邦政府有财力和资源来帮助国家，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也确实做到了。这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对工商业者自由放任政策的废止，美国政府的基本信条彻底改变了。
联邦紧急救援法、社会安全保障法、失业者补偿条例、民间资源保护队、全国劳资关系法、证券交易委员会、农业调整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工程兴办署。
这一张张闪过的卡通表现了人们斜倚在铁锹上的情景。正是工程兴办署或某种类似机构，修建了10％的新道路，35％的新旅馆和70％的新学校。丹佛市新修了一个供水系统，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新建了一个港口；基韦斯特通过新建道路和桥梁与佛罗里达大陆联系起来。
工程兴办署还修建了纽约与新泽西之间的林肯隧道、加利福尼亚的卡马里罗精神病院、圣安大略的运河、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达拉斯的迪利广场和科罗拉多河上的博尔德水坝。
富兰克林·罗斯福把美国人的经济福利纳入联邦的统一管理之下。后来，林登·约翰逊沿袭了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任上一直推行下去。有人说，他做得还相当出色。
60年代是一个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的时代。据说，每个人都被许诺能得到一份工作，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足够的食物、像样的住宿条件以及足够的健康保险。
每件事都可以实现，只要你能投入足够的资金和精力——登上月球、越南战争、充当世界警察、终结贫困、种族不平等、城市衰落和生活质量滑坡。因此，我们采取如下措施：
给穷人更多的援助并接受更多的外来援助。最高法院判定保障少数族裔和被告的权利。发行食物券。医疗保险。机会均等行动计划。职业培训、关怀儿童、兴建学校、提供房屋并降低租金、减少公司兼并、援助教育项目、更新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向贫困、癌症和污染开战。制订计划以攻克心脏病、降低精神病发病率、提高识字率、降低青少年犯罪。
所有这些只是这个国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活力的一部分，也是生活中不平等情况的一部分。这就发生在贫民窟和会议室里、在工厂和农场、在学校和家庭里。人民投票支持那些壮大政府的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不久华盛顿就会关注每一件事情、从沃基根的西班牙语教师的人数到罗得岛州西沃里克一个面包房电插头上的齿尖数量。
国内社会计划的费用在1964年到1974年之间，从占国民生产总值17％上升到25％。国防开支也在增加，但只占联邦财政预算一小部分的国内计划费用却是国防开支的两倍。
政府做过许多努力，完成了许多事情，但也有很多事情最后被弄得一团槽。回想起来，许多事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政府对自己能力过度自信。政府向贫困宣战满足了穷人的企望，并给他们提供了房屋，但远不能使他们自给自足。享受政府补贴的房屋提供了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在一片混乱的邻近地区中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联邦试图提高学生知识的努力远远缺乏理直气壮的公开承诺。
埃德·科克是一名赞成联邦政府对社会慷慨赠予的国会议员，他现在对在他任职纽约市长时，陷入联邦法令的条条框框之中而不能自拔感到后悔。
“我投票赞成的那些法案以强制通过的形式获得实施。毕竟，谁会反对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途径和教育机会呢？
“当我回忆过去时，很难相信我居然被国会正在发挥作用的简单表象和不足为信、一望而知可以得到的支持所迷惑——而这种支持还比不上一张精心制作、有管弦乐伴奏的唱片和一个公正的咨询业者说服那些墨守陈规者的报告有用。”
联邦政府的快速发展始于30年代，但是自1960年以来，它的紧缩政策只是突出体现在个人、企业和低一级的政府身上。在1961到1973年间，华盛顿新设了141个新机构，超过现有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未裁减一个机构。
20年前，联邦资金用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大约是70亿美元多一点。现在这些钱的使用已附加了条条框框。现有规定达1，260条。那时候，联邦援助几乎是面向全部50个州。现在它也直接面对65 ，000个市、镇和聚居点。
去年国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说，分权制的宪法系统已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中“引起了麻烦”。
这个委员会说：“联邦政府的影响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更加好管闲事、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耗费惊人，而且以上这些都是难以计数的。今天，政府间的系统是一个令人迷惑、迷宫遍布的混合物，它们机构互相重叠，而且彼此间冲突不断。
亚利桑那州州长布鲁斯·巴比特是一位民主党人，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国会：
“一个国家的国会负责管理一个大陆国家，很难明白为什么要去制订计划控制鼠害，使人们同意市政厅讨论的死刑问题、给孤苦伶仃的妇女提供受教育机会、训练人们使用公制、控制水母、划分自行车道和解决伤残警察的抚恤问题。
“国会曾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出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细微差别。‘难道这真是一个国家应关注的问题吗？’国会应关注武器控制和国防问题，而不是街上的坑洼。我们本应该既增加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又有路况良好的街道。”
实际上，当人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离开洞穴去形成群体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了。
朱利叶斯·恺撒征收1％的一般买卖税。他也征收遗产税，其间包括了历史上第一次和最生动的逃税事例，因为死者的近亲是可以免税的。
因为官僚主义，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了伯利恒。
“那源自奥古斯塔皇帝要求向天下所有人征税的一道刺令。所有东西都要课税，每个人要对他所属的城市交税。约瑟来到伯利恒，和他的新婚妻子玛利亚一齐来交税，该城因为诞生了他们的孩子而伟大。”
早在罗纳德·里根之前很多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就以悲观的语气和宿命的观点描述了官僚主义。他说：“一个社会越是临近毁灭，法律就越多。”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我们倒不是唯一这样的社会。近年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小政府变大了，庞大的政府更加庞大了。从各国首都兴起的家长制作风已经极为普遍。
瑞典在过去的10年里每8小时就通过一条新法规或条例，现在把国家收入的一多半都投在政府上。相对来说，其他国家在政府上也比我们投入的多，这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西德、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这些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投入得比我们少；它基本没有军事机构，而且薪金福利都由私人企业提供。
别国也有同我们一样的烦恼。
在意大利，朱塞佩·格罗塔多利亚花了两年半时间才拿到从墨西拿迁往罗马的居住证书，没有这个他不能投票选举，不能买车，也不能登记他儿子的出生情况。
在意大利，到邮局里交电话费要排队4小时，安装一部电话要几年的时间，在大学里注册要几个月时间，而这时新学生已经在参加期末考试了。
在瑞典，政府喜欢对国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横加干涉。它命令采摘和出售野生草莓的人必须上交个人所得税。其结果导致该国在两年时间里不得不进口草莓，而数千吨的草莓却烂在自己的森林里。
在中国南京，征用1。3英亩的土地要花费3个月时间，并且需要17个不同单位的144名官员在46份文件上签字。
在日本，横田美贺子从居住了8年的美国回到日本。当她申请驾驶执照时，她被要求提供居住证明。她想把她的新地址登记在镰仓，但被告知她应提供一份她在日本上一个居住地址的登记表格。她让她在广岛的母亲用特快专递把表格寄来。为了收到邮件，她到镰仓邮电局登记她的新地址。这时她被告知，必须提供她居住证明，而这份居住证明只有等她母亲从广岛寄来表格后才能从镰仓市政厅里拿到。这就最终意味着横田的母亲不得不托一位经常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朋友把这份表格带去。如果你不明白Yamemasho的意思，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见你的鬼去吧。”
研究环境卫生的学者知道与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情况打交道的两条途径，这种情况包括幽闭恐怖症式的官样文章、犯罪、穷奢极欲及庞大政府的极端愚蠢行为。一种方法是愤起反抗；另外一种是幽默地一笑了之。经过仔细测定后，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是解决以下情况的良方：
五角大楼的XM1坦克计划耗资130亿美元，但只制造出了一辆只能在实验室那样的无尘环境中行驶的坦克。
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国会拨款11亿美元以添置一座新的望远镜、实际上航空航天局犯了一个小小的记帐错误，这笔费用应是22亿美元。
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现在叫健康和人权保障部）在1979财政年估算在3个主要的福利计划上，因为滥用花费和付给无资格的人费用损失了2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它希望把流动损耗降到4％，但仍然有11亿美元被白白浪费掉了。
许多联邦机构什么事也没做成，却因为支付那些不可靠的承包商和受让人薪金而欠政府25亿到30亿美元。由于记帐上的粗心大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总数是多少。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的一个小单位在可以避免不合理的收费之前，因为限制性法令的失效而白白仍掉了150万美元。
政府拥有12，000台计算机。审计总署抽查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工资的计算机，发现计算机里有许多冒领工资的虚构名字，这表明这可恶的机构可能给唐老鸭都发过工资。
据估计，政府一年里要在外面聘请的咨询顾问身上花掉90亿美元，三分之二的契约合同没有经过竞标就被出让了。很多研究成果被锁进抽屉里，永不再使用。
一个咨询顾问在1978年9月31日工作一天可得到440美元。（而在9月份只有了30天），环境保护局付出360，000美元去搞一项研究，而这个研究结论仅表明，曼哈顿卡车的平均速度是60英里/小时。
新的教育部连续6周、每周付1，500美元给一个咨询顾问（一位前教育部官员），让他设什布置一间高级官员的办公室。能源部外请的咨询顾问来解释一部国会的法律（文官制度改革法案）。另一个部雇用一名咨询顾问来调查它拥有多少咨询顾问。
劳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在用计算机统计全国旧车价格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反映出来每10辆中有2辆价格被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为数百万长期依靠价格指数取得支票的人增加了利润。
审计总署估计，在过去5年里为纳税人节约了将近210亿美元，否则这些钱将会由于浪费、管理不善和收不回帐而耗尽。自从审计总署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特别审查以来，这个数字就象染成红色的冰山一样露出头角。
同样可恶的是，有一些人认为私营企业没有任何地位，贬低它与政府合作的价值。
华盛顿的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曾为政府与私营企业打了多年交道，他说，他也发现私营企业里存在“可恶的浪费”。鲍威尔·奥尼尔以前是资产预算局的高级官员，现为国际纸业公司的副总裁，他补充说，“钢铁和汽车工业犯了很大的错误。如果你把华盛顿的记者团放进产业内部，你会发现他们同样的愚蠢。”
但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差异，私营企业有一条最根本的东西：利润。一种能够节约资金的新产品会得到高额奖赏和酬金。
但政府没有这一条根本的下限，金钱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它并不属于任何人。在政府里面，如果你的部门今年支出费用较少，那么明年你从国会得到的资金费用也越少。一个官员使用的雇员人数越少，那么他会发现他的级别和工资也在降低。
私营企业总的来说仍然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