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个少年虐杀妇女的行为，用“变态恶魔”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当冷漠和暴力成为当下年轻人共同的行为准则时，我们悲哀地看到，这已经不仅仅是4个犯罪少年的变态问题了。
个体的冷漠源于社会群体的冷漠。当4个少年在丁小燕凄惨的哀嚎声中感受他们的快感的时候，附近的居民不止一个听到了丁小燕的惨叫，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我们不需要假设，因为只要有人站出来，这场惨绝人寰的恶行就会被阻止。但是，丁小燕伸向苍天的乞求的双手，最终没有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在死者家属双眼喷着怒火的哭泣中，在4个花季罪犯的茫然与悔恨面前，在少年犯家长们的低声恳求下，法院作出了最后判决，这也就意味着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到了“案结事了”的阶段。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起案件不过是一个新闻或者仅仅是一个谈资而已。从虐猫虐狗到给狗熊泼硫酸，再到当街虐杀活人，虽然每个事件曝光后，总能激起社会上的同声指责和广泛义愤。但是，在每个新闻事件之后，常规的套路依然是大家评一评、媒体议一议、朋友侃一侃、网上骂一骂，继而风平浪静，如同没发生过一样。有谁能够真正从中得到警示？有多少“边缘”少年因此被挽救回来？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毛主席曾说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8个字恰恰是当下我们集体冷漠的真实写照。
只有那些案件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他们才会用一生的时光刻骨地铭记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个案件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在这个案件中，首先难辞其咎的是少年犯的父母和家庭。子不教，父之过，古人孔子说得没错。拿本案双胞胎兄弟的父亲来说，不是不管孩子，而是不知该怎么去管。随着父母的下岗和生活的困顿，父母管不了也懒得去管，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4个孩子也更肆无忌惮地出去惹祸。两个未成年的双胞胎孩子把两个女孩带回家住，父母却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甚至容忍了两个女孩的怀孕。我们能够期望这样的父母能够教育出好孩子吗？
仔细对比这4个少年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4人虽然来自3个家庭，但这3个家庭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父母都没有稳定的收入，家境贫寒，早早辍学，父母缺少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一个孩子的家长说：“我由于家庭极端贫困，成天忙于奔波，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致使她小小年纪就受不良风气和不良人员的影响。”这一番话折射出当前家庭教育的一大问题。很多家长以为提高了生活水平就会万事大吉，家长们“钱”字当头，用全部精力去搞家庭“经济建设”，对子女的成长等闲视之，一旦出了问题，不是听之任之，就是矫枉过正，最终酿成大祸！
其次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和传达给他们的价值追求。在激烈竞争的高压之下，独立和自我实现成为当前孩子普遍的价值标准，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但是，当父母在家里教育孩子要学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的孩子在社会上看到的却是冷漠。这样的价值观和教育方式，也许会培养出一批社会精英，但同时也培养出一些自暴自弃的孩子。那些得不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孩子，自我膨胀的方式往往就是用极端的暴力获得自我的满足。我们不需要责备这些孩子不懂法律知识，其实，一个正常16岁到19岁的孩子的法律知识，已经足够明白“杀人偿命”的简单道理。但是，在他们放纵“自我”的时候，不是不明白后果，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后果。
第二章 漠视生命， 虐杀妇女四恶少（6）
还需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每当一个案件出现，人们要么责怪中国法律不够健全，要么责怪这个政府不作为，那个机关措施不力。其实，我们的整个社会同样需要集体反省，当冷漠成为集体意识，当自私成为做人处事的标准，当见义勇为成为人民远去的记忆，当人生失去了方向模糊了道德底线，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几个以野兽的方式危害社会的“恶魔少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和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是教育孩子怎么“跟犯罪分子作斗争”，而是“量力而行”甚至首先学会“避祸”，这种教育更加加重了整个社会的集体冷漠。为什么这几个孩子在别人痛苦的时候他们有快乐的体验？因为他们首先体会到了社会的冷漠。当人们以冷漠对冷漠，以暴力对暴力，当这些孩子对社会产生了冷漠，当他们用暴力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冷漠时，悲剧就毫不奇怪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顺便谴责一下老师和学校任由4个孩子退学，放任他们到社会上为非作歹。但是，难道把他们圈在学校里他们就会变成好孩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4个孩子在我们的眼里已经失去了人性，我们几乎无法相信，他们怎么能用那么残忍的方式找乐。在宣判后的采访中，这4个孩子几乎异口同声说，打人时看到对方痛苦的样子，他们心里很痛快。甚至描述着他们打人时的感受，还时不时地发出笑声。如果被虐杀的是他们的家人他们还会发出这样响亮的笑声吗？他们的父母还会因为判得过重而失声痛哭吗？
找回在网吧和街头游荡的孩子吧，给他们家的温暖和关怀也许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根本所在，但至少可以让花季逐渐远离暴力和冷漠！
对于4少年虐杀妇女一案的判决，可谓众说纷纭，很多人表示对4少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按照我国目前法律，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恰当的。而按照情理，支持重判或轻判的，都需要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才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人们之所以情感上不能接受一审判决，是因为4名少年无视他人生命，采取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兽行虐杀妇女，最后却未被判处死刑，仿佛法院无视被害人无辜送命之冤，无视被害人家属痛失亲人之哀。判决不能告慰被害人的冤魂，也不能抚平其亲属之悲愤。
但是，人们的朴素情感可以理解，法院的判决是基于法律而不是人情作出的，也是基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前提作出的，法院并未忽视受害人的权益，更没有背离法治精神。客观地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在量刑上确实留下了可从轻判决的机会。但是，当一个罪犯所犯的罪行已超过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时，法院该怎么判，是值得法官们探讨的学术问题。
现在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主审的法官，很多人都主张犯罪的轻刑化，特别是主张废除或尽量不判死刑，这种论调的基点是刑罚人道主义的表现和与国际接轨。但是，刑罚的价值是正义和功利，正义即是使侵犯他人的行为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正义的天然要求，不需要展开讨论。但是，犯多大的罪，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就应处以与之相适应的刑罚，这是各国刑法皆予采纳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
当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没有达到人人主动遵纪守法的时候，当人道主义还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并未成为现实的时候，当恶性的极端犯罪还在普遍发生的时候，当受害者生前得不到及时保护死后还无法在地下瞑目的时候，枉谈人权和人道其实并不人道，因为对于其他潜在的犯罪人来说，轻微的刑罚是对他们的莫大鼓励。
对邪恶的纵容既是对善良的残忍，也是对正义的背叛。
第三章 卡奴负债， 透支生命去杀戮
“卡奴”，顾名思义，就是信用卡的奴隶，指的是那些受困于偿还信用卡本金和不断产生的高额利息的信用卡用户。据中国银联公布的统计数字，目前我国银行卡持有量已接近10亿张，持卡人中绝大多数为中青年人。据有关部门调查，持卡3至5张的人已不在少数。我国目前出现的“卡奴”可分为三类：因卡太多而管不过来的人；因刷卡消费带来经济压力的人；学生等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的人。
2007年8月28日，北京市的一对年轻“卡奴”夫妻为了还银行信用卡每月400元的最低还款，犯下故意抢劫罪，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一极端案例，为“卡奴”们敲响了警钟！
啃老一族，众声反对中的新婚
27岁的芮莉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女孩，从小在皇城根下长大，有着一点点傲慢，一点点自私。父母百般宠爱，使她有着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样。中专毕业后，芮莉就一直呆在家里，父母也曾经托人给她找工作，但芮莉都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不干了，整天要么呆在家里上上网，要么出去逛逛街，日子似乎也没有多难打发。
春去秋来，转眼芮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正当父母替她到处张罗对象的时候，芮莉却领着一个小伙子回家来了，说要和他结婚。
这个小伙子叫姚国强，北京郊区大兴人，比芮莉大一岁。两人认识时间不过几个月而已，但同为都市年轻人，喜好追逐时尚，颇有共同语言，便迅速坠入情网，于是两人决定玩个更时髦的“闪婚”。
母亲王秀梅听到这个消息后，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一会儿，她才弄明白，女儿居然要和眼前的这个小青年结婚。这不是胡闹吗？王秀梅将芮莉支开，开始审问姚国强的底细。
经过一番盘查，王秀梅得知姚国强也是中专毕业，而且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四处打工。王秀梅心里当下就不乐意。虽然自己的女儿不成器，但作为母亲她还是希望芮莉能够找到一个好婆家，找到一个学历高、工作稳定、条件比较好的丈夫，起码以后她不用担心女儿的生活，可是眼前的这个男孩什么也没有，怎么能让她满意呢。
王秀梅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芮莉，她说：“孩子，妈妈希望你能慎重考虑自己的婚事。你现在还小，机会多得是。你不要遇到一个男人就认定是他了。再说，他和你都没有固定工作，你们以后怎么生活啊？”
芮莉不服气地说：“我们是没有钱，可是我们有爱。有爱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妈，您怎么变得这么物质了？您不要因为他穷就看不上他。人家《泰坦尼克》里的露丝不就爱上了一个穷画家吗？”
王秀梅生气地说：“那是电影，不是现实，你以为那船不沉没，露丝和杰克的爱情就能长久吗？就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吗？”
芮莉抛下一句：“您不可理喻！我就要和他在一起，谁也别想拆散我们！”转身跑到客厅拉起姚国强出了门，剩下王秀梅独自垂泪。她不知道女儿以后的道路会怎样，可是倔强的女儿又让她无可奈何。
最终，芮莉和姚国强还是在一片反对声中结婚了，两人住在姚国强大兴的家里。靠着双方父母的接济，姚国强不时找一些零活干着，小两口的生活虽说不宽裕，倒也维持了下来。
2004年4月，芮莉生了一个女儿，两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生活的压力陡然增大。不久，芮莉嫌住在郊区生活不便，想搬回市中心住，她便抱着年幼的女儿央求母亲替她找一处房子，让母亲看在外孙女的分上帮忙。王秀梅虽然一直很生气芮莉和姚国强的婚事，但毕竟血浓于水，当看到小外孙女那可爱的模样后，心里的气消了一大半，大人能吃得了苦，可是孩子吃不起。
2004年年底，心软的王秀梅在小红庙附近为芮莉租了一套房子，把芮莉一家三口接过来居住。因为芮莉和姚国强都没有工作，她先交了3个月的房租，每月1200元，并且告诉他们：“我已经付了前3个月的房租，以后的房租就要由你们自己来付。不是我要说你们，你们也是做父母的人了，该懂事了。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啊。现在养个孩子多难啊，目前我还能接济你们，但你们不可能一辈子靠我们这些当父母的。明天就出去找工作挣钱！”
刷卡一族，提前消费下的爽快
由于孩子太小，所以芮莉和姚国强商议，姚国强先出去找工作，芮莉留在家里带孩子。于是，第二天姚国强就出去找工作了。晚上姚国强回家时，虽然没有找到工作，倒是拿回来了一张“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信用卡。
原来姚国强路过一个银行时，正巧碰上这家银行正在举行“开卡有礼”的活动，在一个漂亮的推销小姐的极力劝说下，头脑一热的姚国强就办了一张信用卡。
芮莉见姚国强出去一天没有收获，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却不太高兴。但姚国强没有觉察出来，反而兴冲冲地拿出一个毛绒玩具逗着女儿，说：“这是今天我办卡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