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老远跑来，只是汇报工作，您放心，我们不会给您添麻烦的，也不是来送礼的。”瞿兆玉满脸哀求。
毕竟一个集团老总和一个市长到访，孙鹤龄最后还是把这两位陌生的访客请到了客厅。一落座，瞿兆玉随即开始汇报工作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申报上市，材料已经报到企业处。我们洪湖是贺龙元帅的家乡，我们企业在洪湖有水产养殖基地，还有生猪出口等农业项目，前景非常广阔。”
韩从银也帮着瞿兆玉说：“蓝田为洪湖的农业脱贫致富做了很大贡献，企业效益好、有实力，希望得到农业部财务司的支持。”
孙鹤龄对来访的两个人并不了解底细，他打着官腔说：“既然是农业企业，你们可以按照规定条件申报，部里会研究的。”
“可是好几家企业都报了，竞争激烈，我们希望能够获得这次竞争的胜利，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瞿兆玉和韩从银眼巴巴地望着孙鹤龄说：“洪湖是革命老区，蓝田的项目可是前景广阔的现代化农业项目，利国利民啊。”
此时，孙鹤龄突然想到农业部正在筹备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但还缺乏赞助资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对瞿兆玉说：“农业部正在筹集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农业项目补助和奖励给优秀农户，既然你们企业效益好，本着自愿的原则，可否赞助一下，多少不限。”
没想到瞿兆玉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接上了话茬，问：“你们部属企业赞助多少？”
孙鹤龄说：“一级企业赞助500万元，二级企业200万元，三级以下企业不限。”
“我们赞助500万元。”瞿兆玉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答应赞助。其实，瞿兆玉这500万元是他咬着牙挤出来的。孙鹤龄却不慌不忙地对瞿兆玉说：“先不定，请你们回去考虑好了再说。”于是，孙鹤龄起身端茶送客。临走的时候，瞿兆玉把进门时袋子里带的一点洪湖水产品留给了孙鹤龄，只不过是几包莲子羹、莲心茶、菱角米而已。这是孙鹤龄收受的瞿兆玉唯一的实物，总共不过百把元的土特产当然算不上什么受贿。
孙鹤龄没想到瞿兆玉不但说话算话而且雷厉风行，过了不久瞿兆玉就带着支票来到了孙鹤龄的办公室，随即，孙鹤龄让财务司资金管理处办理了赞助手续。后来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正式成立时，给蓝田股份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
用500万元换来一张荣誉证书，瞿兆玉当然不会那么傻，他的出手大方和公关能力，最终在1996年国家证监委批复蓝田股份上市得到了验证。在蓝田股份正式挂牌上市之前的1996年5月份，瞿兆玉自然忘不了孙鹤龄在运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他专程来到孙鹤龄的办公室表示感谢。这时候孙鹤龄依然打着官腔说：“我们只是履行部门工作职责，主要是部党组推荐和国家证监委的批准，对我没什么可感谢的。”
瞿兆玉说：“既然司长这么说我也不说什么了，那你买点蓝田内部职工股吧。”作为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当然知道内部职工股一旦上市意味着翻番地获利。但是，他依然拿着官腔说：“部里有规定，处以上干部不准买股、炒股，因此我不买。”
“别人都买你怎么不买啊？”瞿兆玉有些大惑不解。
“他们要买是他们的事，反正我不买。”孙鹤龄的话说得有些生硬起来。
瞿兆玉也不好再说什么，临走说了一句：“你不买就算了，可以让家属、小孩他们买，不会有事也不会违规。”孙鹤龄随口说了一句“再考虑吧”就把瞿兆玉打发走了。
买不买蓝田原始股的问题在孙鹤龄的脑子里斗争了很久，但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几天之后，孙鹤龄在岳母家里见到了女儿孙进新和妻妹。这两个女股民正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股市风云，孙鹤龄进门的时候，女儿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部里有没有企业要上市？要是能买到内部职工股就发了。”
于是，孙鹤龄把蓝田将要上市，瞿兆玉劝说亲属子女可以买股票的事情告诉了女儿和妻妹，同时，孙鹤龄告诉女儿说：“我担心出事，就没答应买。”孙进新焦急地对孙鹤龄说：“现在都在炒股，买原始股的人多得是，不会有问题。你不买就给我们搭个桥，我们买呗。”
孙鹤龄想了一下，自己这辈子没为女儿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她一直跟随自己在西藏生活，自己奉献了青春丢了亲情，有些对不住女儿，这时候为女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孙鹤龄认为自己和老伴不买就不会违反规定，况且女儿和妻妹都已成家，又没有跟自己生活在一起，而且要是买股票钱也是他们出的，跟自己不沾边，买内部股只是作为内部参股，可以享受年终分红的待遇，反正现在是市场经济，赚钱才是大道理。所以，最后孙鹤龄拗不过想发财的女儿，答应帮助女儿和妻妹购买蓝田内部职工股。
几天之后，孙鹤龄给瞿兆玉打了一个电话，女儿孙进新去办理了购买股票的手续。就是这10万元股票，当时的差价是96。8万元，3年后变成了488万元。
孙鹤龄自欺欺人地认为，反正原始股是买的不是送的，涉及不到受贿，再说自己不买，亲属子女购买是他们的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把这事当作是犯罪。直到2006年7月28日，孙鹤龄在双规后的“交代材料”中，“经过检察官的启发和帮助”才初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孙鹤龄在交代中说：首先子女不是蓝田企业职工，按照规定是不允许购买职工股的，作为一名公务人员又负责上市工作，更不该同意自己的亲属去购买，这本身是违反规定的。其次是蓝田之所以积极将股票卖给我女儿，主要是看在我司长的职位及权力上，因为我管理此项工作，蓝田是为了感谢我才卖给我女儿股票，问题的实质就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谋取私利。现在我认识到同意女儿买原始股的行为就是想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我没有买也没花过她们的钱，但获利是我的女儿，作为责任人既然错了，触犯了法律，只有检讨过去面对现实承担法律责任。在取保候审的这段日子里，我在家除了治病、买菜做家务外，就是反思自己的过去，也受到家人的责备，内心十分痛苦。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工作的后期放松了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加之受社会不正之风影响，铸成大错真是后悔莫及。
在后来的法院判决中，因为帮助亲属子女购买股票，孙鹤龄构成受贿罪，因此获刑7年。
渎职者说，帮企业贷款变成滥用职权
2005年9月，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农业部直属机关纪委发布的《关于孙鹤龄等人违纪违法事实及处理情况的通报材料》中，通报的孙鹤龄两起违纪违法事实的第二条是“私自动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金为天鸿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造成230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这一条，在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中被认定为滥用职权罪，因此获刑2年。
孙鹤龄与无锡天鸿公司的缘分还要上溯到1988年，孙鹤龄刚从西藏调任中国农垦总公司副总经理之后，在无锡开会期间认识了负责接待的陆某，这次交往仅仅是“互递名片的一面之缘”。8年之后的1996年，已经升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再次来到无锡开会，再次遇到已经成为天鸿公司副总经理的陆某，陆某邀请孙鹤龄一行到天鸿公司参观，受到了无锡市天鸿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蒋某的热情接待。天鸿公司是当地的一家集体企业，地处江苏省无锡市郊区，公司主业半导体元器件。这家企业曾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百家优秀乡镇企业，给孙鹤龄留下了“有实力”的印象。这次参观，孙鹤龄只吃了一顿饭就回了北京，与企业之间并没有更多交往。
1996年12月，无锡市天鸿公司总经理蒋某找到孙鹤龄称企业有困难，想从财务司借款。孙鹤龄表示财政资金不能出借，但是可以帮助天鸿公司联系贷款。随后，孙鹤龄指示财务司会计处为天鸿公司联系银行贷款。经过联系，中信实业银行同意贷款，但提出要有担保。
1995年11月到2002年8月期间，农业部设立的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本金由财务司代管，所以孙鹤龄决定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出面担保。在没有取得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法人代表林某的同意，也没有与财务司其他领导商量的情况下，孙鹤龄让会计处起草了委托书，经他签字后加盖了基金会法人代表林某的名章，由孙鹤龄代表基金会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贷款担保合同，并将基金会一张500万元半年期定期存单作为质押。1995年12月5日，天鸿公司获贷400万元，期限半年。
孙鹤龄过多相信天鸿公司的诚信态度和还贷实力，相信他们能够按时归还，但直到1997年6月5日贷款到期，天鸿公司仍没有履约还贷。之后，财务司曾两次会同银行方面赴无锡催要贷款，但天鸿公司都未能还款。在孙鹤龄退休之前，除了派人催要之外，电话催要、写信催要这些方法他都试过了，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直到1999年10月办完退休手续后，孙鹤龄还到中信实业银行商谈过共同催款的事情，但是，退休后孙鹤龄已经无权再管此事，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2002年9月9日，天鸿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之后，科教基金会和农业部财务司先后多次与中信实业银行协商还贷事宜，双方最后同意各自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的办法解决。2003年4月18日，科教基金会与中信实业银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按照担保合同确定的500万元质押金额，由科教基金会承担经济损失230万元，其余的损失由银行方面承担。
在整个担保贷款过程中，孙鹤龄并没有从中谋利，他的动机只是想帮助优秀乡镇企业的发展，最后却把自己给陷了进去，也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刻骨铭心，终于知道法律铁面无情
“蓝田神话”变成中国证券史上一个不可抹去的黑点，也把68岁的孙鹤龄送上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根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孙鹤龄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两项罪名：一是利用职务之便助蓝田股份上市后，通过获赠的内部职工股非法收益488万余元；二是私自动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的资金对外担保，造成230万元重大经济损失。检方认为，孙鹤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并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为孙鹤龄在开庭前已被取保候审，由于他庭前表示认罪，法庭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适用有关规定进行了简化审理。
开庭时，孙鹤龄在家属和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法庭。孙鹤龄中等身材，穿一件黑色上衣，已退休9年的他头发斑白。在法庭上，由于事先孙鹤龄与为他辩护的律师钱列阳交换过意见，钱列阳建议孙鹤龄承认有罪并为他进行轻罪辩护，所以孙鹤龄一上来就说：“我承认这两个罪名”。孙鹤龄低声说，“我一直小心谨慎，女儿的事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误，也是我晚年刻骨铭心的教训，我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女儿购股问题上没有过好亲情关。”
尽管孙鹤龄当庭认罪，代理律师钱列阳仍针对两项指控进行了辩护：首先，通过炒作蓝田股份获利的488。69万元，是在司法机关介入本案之前孙鹤龄就如实交代了案件事实，并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罚，视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次，被告人有积极退赔情节，先后退赔了430余万元，能够尽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主观恶性不大，请法院酌情从轻处罚。而经其女儿、妻妹之手差价购买的10万股内部职工股份，被告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再次在滥用职权方面，孙鹤龄有自首情节，没有从中谋利，孙鹤龄的行为虽然超越其职权，但只承担无效合同之责，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遭受230万元的巨额损失之事，是继任者主动妥协造成的，而且230万元损失依法是有可能避免的。
最后，钱列阳律师在法庭上建议，鉴于孙鹤龄在西藏工作过25年，目前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且有自首、主动退还全部赃款及当庭认罪等情节，建议一审法院判处缓刑并监外执行。在法庭上，孙鹤龄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由于孙鹤龄承认检方的指控，所以这是一场并不激烈的庭审。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孙鹤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一审判决后，孙鹤龄没有提出上诉。至此，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