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
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
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
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
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
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
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
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
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
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
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
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
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
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
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
度。1937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月12
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
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
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
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
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
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
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
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
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
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
①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
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
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
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
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9两月，他们被集体
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和129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
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
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
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
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人，但几个月后才达
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
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
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
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
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
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
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
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
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
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
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
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3）战略反
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
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
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
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
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
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
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
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
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
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
① 《毛泽东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
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年8
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
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章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
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
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但是张无法
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
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
年10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
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
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
到1945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
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
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
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年秋召开六中全会
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年10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
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
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
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
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
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
南同志。1937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
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
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
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
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 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
第77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
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
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
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
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
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
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
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
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
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
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
地位明确以后6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
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
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
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
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