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1949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
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
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
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
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
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
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
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
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
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
不是为了抗日。”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
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
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
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
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第108页。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 2版。
②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年》（斯坦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18—119页。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
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
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
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1。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
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
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
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
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
行漫记》）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10）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万居民。大
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
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
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
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
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
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1）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
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
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2）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
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
的安全和生存问题。（3）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
单。（4）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
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5）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
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
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6）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
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
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
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1937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
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
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
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
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
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
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1939年1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1937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
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早出生7
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20年代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1927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
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1938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
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
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1937
年到1940年间，估计约有10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
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
作家、各类知识分子。1938年末，据说有2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
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
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
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
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
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
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①所有这
些条件到1940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
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页以下各页。）
2。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
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 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
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179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 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
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 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
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年》，第 2—4
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
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20年以
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
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1936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
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引起
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1935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
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
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
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
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
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
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
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1936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
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
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
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
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
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
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
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
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
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