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第66、69页；卜凯：
《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②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
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
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③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
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
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
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
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④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
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
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①灌溉工程项目与中
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
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
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
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②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
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
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
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
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
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
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
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
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
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
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
作物。①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
130。7亿元（时价）。②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
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①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②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166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
第134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
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
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
平的12％和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
日）文章，第4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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