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
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
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
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
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
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
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
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
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
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② 同上。
①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
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
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0000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10000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