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⑤ 同上书，第3卷，第396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② 同上书，第3辑，第627页。
③ 同上书，第3辑，第629—630页。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
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71—72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2月15日），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 月），第107—108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312—313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1949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④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页。
① 同上书，第224—236页。
第6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2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第3节将考察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
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
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
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
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
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
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
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年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