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
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
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1922
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
1917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
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共产主义“幼稚病”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 1004页和第 1000—1014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
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vi、xi、
1、8—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①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
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
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
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中共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
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
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
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
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
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
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
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
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
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
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
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①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幼年
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
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
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
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
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
20年中有关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资料。②一般说来，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验
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
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
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①但是，共产党抓住了外
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
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共产党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30年代后期，
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共产党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
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
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
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
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
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共产党人无疑是坚决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和904页。
② 见本书第4章（陈志让著）、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苏珊 娜〓佩珀著）。
①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年》。虽然我在这段中
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
心与共产党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
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②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
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1923年在岳北（湖南
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
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
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
农会也消失了”。③大约10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
政治的波动而盛衰”。①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
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
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无论到了什么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能够
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③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
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
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
华北和西北的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
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
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
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
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
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共产主
义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
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
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①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
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②农民也倾向于对苏
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
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
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
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
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③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
② 见本书第13章第3节《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③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页。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88页。又见第
90—93页和第103—104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页以下。 又佩珀：《中国的内战》，
第329页和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③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第2卷第3期
（1975年4月），第332页。
① 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②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3、20—24页。
③ 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
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
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共产党人有了足够的力
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④他们有计划地
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共产党人有充分理
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
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
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
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
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
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
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
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
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
刻出现了。像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
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
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① 15
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
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
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
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
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②（在
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
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
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
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
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
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
备。”③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
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
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
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
①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
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 1927—1934年》，第7—13页。
④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69页。
①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1
年），第449、450页。
② 佩珀：《中国的内战》，第294页。
③ 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世纪和18 世纪诺曼底研究》，第55
页。① 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