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
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
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
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
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
①
鲁迅的文章写于1930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
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
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1931和1932年的著作那样
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
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
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
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
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
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
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1930
年6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
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
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
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
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
敬。②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30年代早期，一个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
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
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
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1931年9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
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
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
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94页。
① 泰纳（H。A。Taine，1828—1893年），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
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13—515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61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
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1932年出版。左联的作
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
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
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
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
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
“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
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
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
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
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
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1932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
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
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
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
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
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
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
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
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
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
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
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
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
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
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
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
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
话》，第539—564页。
②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9—191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5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
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
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
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
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
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
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
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
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中共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
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
领导层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
而，30年代初的中共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
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
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
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共产党的追随者的“第三种
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
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
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①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
（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
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
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
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
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
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
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
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②事实
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
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
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
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
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
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
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
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①冯雪峰的和解声明，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50页。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33—334页。
①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87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
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
面的刺耳的调门。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
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
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
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
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
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30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
瞿秋白于1932年提出的。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
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
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
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
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
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
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
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
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