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
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
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
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
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
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
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
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
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
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
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
闻名。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
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
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②情感的真挚——萧
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岁的年纪，萧军只
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
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
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
①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
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
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
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
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
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
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
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
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
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
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直到最近。②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年，当时他
才21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
1939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
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这部
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
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
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
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
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
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
《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
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
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
中国散文的代表作”。①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
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
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
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
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
单和想象贫乏。②
直到徐志摩于1922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
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③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
1925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
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
冷翠的一夜》（1927年）和《猛虎集》（1928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
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④、雪
莱①和济慈②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
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
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
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8卷第2期
（1961年），第258—293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
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年），英国诗人、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译者。
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
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
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
《爱情的启迪》（1930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
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
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
绘画方面的训练。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
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1923
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1929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
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瞩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闻的《死水》一诗
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
程碑：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①
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
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②但是比诗的形式更
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这首诗中阴郁
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页。
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
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
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
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
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①
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
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
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
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
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
许有待商榷；②但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
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20
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1925
和1927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李于1925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
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
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李自然
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③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
何“意思”。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④、魏尔兰⑤和马拉梅①的影响——他如饥
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
成分。按照共产党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
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②但一位现代西方
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统的背离，
同时也是最为大胆的创新”。③从较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对五四初
期诗歌肤浅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反应强烈的少数“新叛逆者”之一。他
进行了一场第二次“解放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暂时从对自然与社会的着
迷般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并且暗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象征世界的可能性。他
接近于创造一种大胆新颖的美学视觉形象，像在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那
样，能充当反对庸俗现状的艺术宣言。
在施蛰存编辑的一种新杂志——《现代》（1932—1935年）上，有人在
继续李金发的开拓性事业。《现代》派自称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导
地位的诗人是戴望舒。戴同样对法国象征主义感兴趣，他继承了李金发对印
① 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 性（1895—1927年）》
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③ 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纪》，第30期（1975年1月），第5页。又 见刘心皇：《现代中国
文学史话》，第687—688页。
④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⑤ 魏尔兰（PaulVerlaine，1844—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