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
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
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
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
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
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
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
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
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
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
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
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
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
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
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
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
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
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
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
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
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
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
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
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
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
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
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
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
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
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
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时左右事变后仅40分钟，
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
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
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
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
月19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
的时机已成熟。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
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
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
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
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
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
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
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
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
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
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
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
交政策的这一势态。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
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
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
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
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
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
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
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
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
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
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
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
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
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7、 80—86页。
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
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
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
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C。胡佛、国务卿
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
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
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
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
在9月18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
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
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
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
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
一致的。11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
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
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
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
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
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
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S。斯托威尔1931年所写的那样，“充
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
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
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
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
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
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
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②于是到1931年末，美、
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
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
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
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
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
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
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
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
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
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② 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
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
的，还是潜在的。1932年1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
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
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
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
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
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
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
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
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
出来的。①
这样，1932年3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
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
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
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②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
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
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
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
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
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
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
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
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