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
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
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
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
① 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 《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② 同上，1943年1月29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
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
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
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
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
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
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
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
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
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
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
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
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
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
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
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
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
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
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
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
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
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
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
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
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
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
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
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
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
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
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
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
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
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
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
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
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
① 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
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
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
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
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
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
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
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
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
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
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
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
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
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
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
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
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
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
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
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
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
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
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
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
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
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
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年7月，经蒋的勉强
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
官约翰〓S。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
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
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
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
① 《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
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
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
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
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
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
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
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
不奇怪。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
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
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
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
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
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
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
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
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
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
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
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
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
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
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
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
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
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
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
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
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年2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