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
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
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
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
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
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
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
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
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
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
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
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
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
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
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
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
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
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
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
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
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
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
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
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
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
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
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
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
① 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 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 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
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
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
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
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
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
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
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
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
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
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
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
务的关键。
1931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
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
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
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
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
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
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世纪
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
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
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第11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
死亡。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
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
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 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 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
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 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199
页记载，官兵“伤亡 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 一九
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 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
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 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
国人口研究， 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但未指明出 处（《我的
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 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
（《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 《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
从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
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
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
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①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
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
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
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
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
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
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
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
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
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
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
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
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
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
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
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
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
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
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
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
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
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
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7月7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
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
① 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 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
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
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
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 本：寻求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战》，第179—
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
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
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
模的战争，因为7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
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
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
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
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个）师从华中
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
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
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
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
战”。①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
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27日声称，
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②而蒋介石也于7月30日声明：“现
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③
8月7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
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
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
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
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
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
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
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
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①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