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意防腐拒蚀，反对腐败现象的斗争。一发现苗头，就决不放过。当毛泽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败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就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亲自督办，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下决心果断地处决了曾经是人民功臣，而后却成为新社会蛀虫和人民罪人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坚持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在公审刘、张大会召开之前，有的同志要求向毛泽东说说，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9＇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更是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们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反腐败和为人民，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人民挚热的爱，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腐败现象，同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党就会走向灭亡，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党的腐蚀，就要同一切消极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