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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玉林通处理这件令满朝文武棘手难办的事十分简单，干净、利落、快。他一进万善殿就命他的徒子徒孙们把剃度福临的茆溪行森绑在柱子上，架起了干柴；然后再去见他的小徒弟行痴和尚，劝他还俗，命他还俗，并十分安静地说：如若不然，就点火烧死茆溪行森！
在福临犹豫不从的当口，柴薪真的烧着了，茆溪行森用大声念佛代替求救呼叫，行痴和尚不能眼看师兄为自己丧命，只好妥协，答应蓄发还宫。
十月初八削发出家，十月十六蓄发还宫，福临只做了八天的和尚。
这以后，全凭着他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即他的母亲的劝慰和支持，他又在人世间这滚滚红尘中晃荡了两个多月，他的心早已经离开了。
福临的身体一直不能算是很健康，各种迹象表明，他似乎早就患有肺结核一类的慢性病。到顺治十六、十七年前后，他更增添了神经衰弱的症状，而且骨瘦如柴。这样的体质，怎能经得住爱妻病逝的惨痛打击？隆重的长时间的葬礼、无穷无尽的悲痛和眼泪，都是对他身体的进一步摧残。他更加衰弱，身体抵抗力迅速下降。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元旦期间，他染上了满洲人最害怕的天花。
天花本是重症，成年人得上更为凶险，而体弱的成年人若是染上就没救了。事实如此。福临的病程很短，正月初三他感到不舒服；正月初五病势加重；正月初七亥时，也即二十三点左右，年轻的皇帝撒手入寰，这时离他正月三十日的二十三周岁生日，还有二十三天。
福临对死亡的来临，仿佛早有预感，所以表现得很镇静。初六日的子时，也即他逝世前不到二十四小时，还召内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说道：
“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
当王熙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时，顺治帝反而安慰他说：
“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
福临不仅留下了遗诏，还指定了继位的太子——皇三子玄烨。他就是后来在清代和中国历史上都很有名的康熙皇帝。
福临走了，走得很平静，很安宁，和他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短短一生形成鲜明的对照。
看起来，在福临身上，是有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优点的。
他聪明好学、励精图治，有审时度势的能力，敢于突破陈规旧习，进行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由于他的努力，缓和了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他的弱点，对政治家而言又是致命的。
他缺乏钢一样的坚强意志、铁一样的无情手腕，他多情善感，心理脆弱，存在着太多的人性弱点和人情味儿，并且丝毫不会或不屑于像很多政治家那样巧妙而有效地掩饰自己以维护形象和声望，反而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每每引起朝野大哗、天下大哗却不思改悔。从固执地废皇后、无所顾忌地夺董鄂妃、喜怒无常地闹“御驾亲征”、超越常情和国家制度地礼葬爱妻直到最后弃皇位出家为僧，他极不安分地掀起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风浪，其所作所为实在不像个政治家，不像个英主明君，倒很像一位过于真率、过于多情的浪漫诗人。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终究能够成为他竭力营造的“琼楼玉宇”的主人；历史和命运把福临推上这千万人仰望的位置，他也竭智穷力地想要登上高峰，可惜，他终究不能忍受，滑落下来。因为，对于他来说，高处不胜寒！
福临走了（4）
看他能那样不顾一切地追求符合自己心愿的爱情和婚姻，看他能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弃天下如敝屣，真觉得他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色彩。不过，这种色彩竟会出现在一位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就显得格外怪诞了。
他实在离他的同时代人太远了。他的革新步子太大也太快，革新措施太急，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俗语。在他去世后，为了平息满洲亲贵和八旗军民的怨愤，为了稳定大局、稳定人心，他的母亲庄太后不得已修改了他的遗诏，使之成为一份痛骂自己不该违背祖制、不该疏远满洲亲贵、不该重用汉官、不该渐习汉俗等等一系列大不该的罪己诏。受命辅政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便以此为上方宝剑，推波助澜，形成了康熙初年的满洲亲贵保守派的全面复辟，把福临在位时几乎所有的革新都推翻，整个社会又陷入新的动乱。若不是康熙亲政，再次扭转乾坤，清王朝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福临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他正处在满洲入关初年的大动乱、处在满汉两大民族的尖锐矛盾的中心，阶级偏见、民族偏见无情地压制着他对真善美的追求。福临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他的极度敏感的自尊心掩盖下的自卑，他的喜怒无常、极强的个性深处的脆弱，使他经不住打击和失败，终于崩溃。
更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帝王，竟能身受儒教、天主教、佛教、萨满教诸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影响和作用，使他在某些精神和观念上超越了时代。这恐怕是造成他的失败、他的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他应该是下几个世纪的人，他应该晚生三百年。
可惜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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