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的吏才。三榜一出，人皆以为王世充是个锐意求治，求贤若渴的好官，便纷纷上书陈述政见，力陈弊端，求见来访的人每天有数百人。王世充看到了心里很高兴，每次上书的人来了，他都亲自慰劳接见，虽是小卒苍头，也是如此。王世充以求贤若渴的姿态欺骗手下，他并不是真心革故鼎新，时间一长，人们的希望落了空，都不再信服他了，后来王世充部下哗变，瞬间分崩离析，与他故作姿态欺骗文臣武将和部下士卒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可见，盗名欺世的举措虽能够在短时间内奏效，却终究不能长久地欺骗天下人。
衙役行骗
明人张应俞在其所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中有感于衙役骗人手段之狠毒，劝人不要去诉讼，不要去打官司，以免惹上麻烦。“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丰衣足食，其骗何可枚举！盖事事是骗，日日是骗，人人是骗。虽罄南山竹，何能悉之？虽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人公庭，此中情弊，希所知闻……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骗蔽，吾惟早完公课，百忍不讼，虽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曰：机虽巧，不蹈为高；鸩虽毒，不饮为高；衙役虽骗，不人为高。纵有无妄之灾，必有明官能昭雪之者，何也？宦皆读书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无奈在衙人役，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惟惟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在这段话中，张应俞虽然寄希望于“明官”能够“昭雪”冤狱，但是他还是奉劝世人“忍小忿，不人衙为高也”。可见，他对衙役之骗是心凉胆寒的，衙役行骗的方式千奇百怪，很难将其归类。以下是《杜骗新书》中列举的两个例子，从中可窥见一斑。
“故拟重罪释犯人”。
元植是一个颇有钱财的人，而且处世温良，行事严谨，不知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得罪了同乡有权有势的赖某，这赖某就开始罗织元植的罪名，甚至诬陷他害死过人。因为执法断案的叶推官素来与赖某交往密切，所以他接到赖某的诉状后并没有丝毫怀疑，只是想尽快把这一案子了结。
叶推官下令将元植提上大堂，对他说：“你的罪状，我们已经知道了。”又说：“你犯的罪很重，我们已经一清二楚，只是我知道你家里很有钱，须警告你不要去花钱去求什么关节。否则，罪刑将有加无减。目前暂时把你收入监狱，听候审定。”
叶推官素以为人廉正著称，再加上他又当面警告了元植不能托关节，所以元植虽然又恨又怕，终究也不敢轻举妄动，也没有走什么路子，呆在狱中企求能够有一个明断。恰好乡里有一位姓易的乡官，与元植有点亲戚关系，他了解元植的为人，深知他是被小人陷害了。情急之中，易乡官悄悄找到了知府大人，托请他向叶推官讲讲好话，找机会帮帮元植。
叶推官听了知府大人的托情之辞，表面上不动声色，回来以后将元植从狱里提出，狠狠地打了一道竹板子，呵责道：“我叫你不要托人情的，你反而请出知府老爷来讲人情，这样的刁民，你第一条罪就是诬官，看我判你一个流放罪！”
元植茫然不知所以然，叩头说：“老爷您一贯以不纳关节、清正廉洁著名；我又被老爷当庭提示过，怎么敢请出知府大人，我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叶推官说：“且把你押入监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
元植回到监所，找人来查究事情根底，这才弄清楚原来是眷亲易乡官所为——易乡官本是出于好心，出面请托了知府大人，并且不让元植知道。事已至此，总得找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万般无奈，元植想到了叶推官手下的文书凌某人。托人请凌某来，元植说：“请先生一定要帮我，如若能帮我减下流放罪名，我一定拿厚礼相谢。”凌某是官场老油子，答应得很迅捷，说：“这样吧，你先拿一百两银子来，我来思谋着帮你成事。”元植说：“行，行。”然后叫家人暗地里给凌某人送上了银子。
叶推官判案过程中，自然要找他的文书凌某来商议。对元植一案，叶推官吩咐道：“定要定他一个流放罪来。”凌文书故意弄了个绞刑的条律呈上来，叶推官觉得判刑太重了，只可以流放。第二天，又议此案时，凌文书又递上来一条绞刑罪，并说：“元植的种种罪名只有谋死亲弟弟一条最重，正好可判个绞刑。其余罪名虽多，也只够判个徒刑，判流放，罪名无法成立。”叶推官寻思道：“一般来说，打死了人也不轻易判绞刑，何况只是拿访，并无真凭实据，怎么好判绞刑。”便说：“便宜了他，只判个徒刑罢。”最终定了三年徒刑，关进了监牢。元植很高兴，凌文书私纳一百两银子也心安理得。衙役要欺骗长官，真是鬼神不知啊。
“吏呵罪国以分责”。
人们都传颂包孝肃为官清廉，用法无私，种种奸诈狡黠都逃不过他明察秋毫的眼睛，犯了罪的要以权以钱去打通关节的，都不可能。因此人们都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有一个富豪的儿子犯了奸淫妇女的罪，他心里十分害怕，知道在包老爷那里难逃法网，就和一位老衙役商议，说：“包老爷精明超人，料事如神。我所犯罪行确凿，罪实难逃。如果只是重罚还可以奉上银两；我就怕挨打受痛，又叫我难堪。您老先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少受些皮肉之苦，我将厚金报答您。”
老衙役说：“明天当包公宣布处罚责打你，你就跑到老爷面前，大喊冤枉。我在一旁呵斥你，为你分担责任，也许可以减去你一半的过错。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良策了。”
第二天，包公审理得到了真凭实据，发怒要打富家子四十大板。富家子跑到包老爷面前，申申不已，大喊冤枉。老衙役在一旁大声呵斥道：“赶快受板子，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法律岂能饶赦你！”包老爷在堂上听了，心里很是痛恨这个老吏揽权越职，狐假虎威，担心日后借势骗人，必定会生出许多事端来，就下令先打该胥吏二十大板，偏偏减去富家子二十大板，借此打击老胥威风，让人觉得威不自胥出，却不想这却正好中了老胥的诡计。老衙役因此得到了厚赂，而包公却漠不知之。
假冒官吏行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古代中国儿童的启蒙诗，反映了传统封建社会中深重的“官本位”思想对老百姓的渗透功能。“做官”是许许多多读书人的梦想，“官”对于农业社会的生民而言，具有改天换地、救人于死境的重大作用。因此，“官”对百姓的威慑、震撼，百姓对“官”的惶恐，都可以想象。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骗子们也深谙个中三昧，纷纷着轻裘、跨肥马，打扮成翩翩官员模样，公然行骗，骗小官、骗百姓，并能频频轻而易举地得手。
1．假宗室
宋代有个赵假熹，本来是个败家子，平素在街头闾里为非作歹，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他假冒赵善菜的长子赵汝昔，伪造降生县据，私刻皇叔祖润王府印记，私置黄旗、铁鞭、柱杖，任意胁夺商旅，占据船只，威使人力，打人致伤。最后案发，才发觉原来是个假赵汝昔。伪装虽然被揭穿，赵假熹并没有悔改，而是改名赵汝嘉，冒充赵善菜次子，出入州县府衙，假装办公事，包刑狱，骗税官，四处赴宴游乐。自刻都大司捉点印记，出给县到，以林伸为书司、林庆为厨子、配军叶佑为狱子，公然乘轿下乡，招摇之至，先后骗取官会二十余贯，又大肆搜索铜器，连民间的神佛像、小儿颈上的铃铛、家用的盂器也不愿放弃，真正是贪财的饕餮。
赵假熹假冒宗室、官爵行骗，能够屡屡得手，其原因无非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百姓怕官，明知吃了亏被敲了竹杠也敢怒不敢言；二是古代中国官场“官官相卫”的陋习，使得地方官员们对他的行骗勒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去深追细究这样的事情。
2．苏城骗局
明代的苏城，是四方辐辏之地，骗局也就特别多。万历年间，有个徽州商人，与他叔叔争夺坟地，争讼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案。侄儿花钱四处打听，企图能够打通抚台关节。有一天，某公子寓居于闾门之外，自称是抚公的侄子，衣冠甚伟，仆从如云。徽州商人前往拜谒，某公子留他喝酒吃饭，偶然谈起争讼的事来，公子哥儿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当着公子的面，徽商将银子封好，说：“事成以后，以此物为谢。”过了几天，公子穿着官服，将徽商的讼词放在袖中，径直走进了抚台大门。徽商从远处看得真真切切，坐在地上等他出来。日已偏西，抚台府衙公事已毕，各位官员也纷纷出来，大门关闭了。徽商想象抚公必定是留公子用餐了，询问门旁的差人也都说不知道。到了晚上，公子哥儿随着人群走了出来，满脸酒容，意气扬扬。说是和抚台大人吃酒，抚台大人很高兴，事情已经办妥了。
到了徽商寓所，公子拿出官封信函文书给徽商看，印识宛然。徽商大喜，又派出酒席来给公子吃喝，公子索取了酬劳银两，酒醉而去。翌日，徽商带着文书，交付给驿车投送，方知是伪封；又因用假批假印被要挟“欲行出首”，只得拿出“数十金赂之始免”。事后，他才知道此事原为光棍所设的骗局。那天有春元谒见抚院，假冒的公子趁人杂之时混进了院子，躲藏在土地堂中，吃了藏在身上的酒糕，晚上再趁人杂混乱出来。封筒印识，都是事先藏于柏中带进去的，当然都是假的了。
3．钱豁五行骗
清代乾隆年间，常州出过一个流窜作案的高级棍骗，曾以“钱炳”之名捐官。此外，他为了行骗的方便，先后用过的姓名有几十个。惟有他老家的人，知道他的底细，都以“钱豁五”相称。
与普通骗棍不同，钱豁五从小诵读经书，加以头脑灵活，笔头上有些功夫，且通音律，但是科运不佳，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做生意怕吃苦，当塾师嫌贫困，生来只管吃喝玩乐，赌骗嫖样样精通，欠了许多债，再也无法在地方混下去了，只好远行他乡，以骗为生。
钱豁五到广西后，投奔一个在衙门里当幕友的族兄，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官场上打滥条、通关节、吃黑钱等门径，走得滥熟。于是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租大宅，蓄奴仆，私制顶戴，冒充官员，专行脱骗撞哄勾当，积攒了不少钱钞。后来被人告发，又跑到北京行骗。此后，他在山东、两湖、江西流窜行骗。到南昌后，他打听得新放的江西学政是江苏人，马上就有了妙计。他用骗来的钱在城里租了房子家具，招了一班“小唱曲儿”的在家里，定下计谋同学政套起乡情来。学政也是念故乡情分的人，从此交往密切。于是钱豁五又撑起学政的招牌行骗，前后所骗金达数万两银子。不久，学政离任。他的骗金也早已挥霍一空。
后来，他又到广西。无奈钱豁五在广西名声已臭，他在广西再也骗不到钱财了。他情急之下，又生一计：他弄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黄面的包袱，往身上一背，假冒成桂署的信使。取官道东行，经湖北、江西入浙江，一路招摇动众，吃喝全由驿站供应。直到杭州后，被驿官识破，扭送官府。但他毕竟是个“惯犯”，老辣之致，他不但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开导钱塘县令说：“我假冒官差，固是犯法。但是你将此案一办，岂不连桂、鄂、赣、浙四省的大员都要被定个糊涂失察的罪名？”钱塘县令经其提醒，哭笑不得，只得将他先关进监牢里。当时恰好有一位常州籍的御史在杭州，听说老乡中竟有这么一位“人物”，觉得关在牢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惺惺惜惺惺”，遂为之说情开脱，并把他介绍给盐运使柴某人当幕宾，专司出纳一职。盐运衙门本是个肥差，钱豁五在此如虎添翼，大展身手，两年下来，足足捞了十多万，遂以“钱炳”之名，为自己捐了个五品官。昔日骗棍摇身而变为命官，也算修成了“正果”。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当钱豁五还未来得及利用他一生中头一回并非伪造的顶戴来设计更大的骗局时，那个靠他相帮贪污索贿的紫运使被人检举了，钱亦被打入同案，结果是被革去官身，发配边陵地区充军去了。
4．“插天飞”行骗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有个行踪飘忽的诈骗团伙，领头的是安徽桐城人，绰号“插天飞”。该团伙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在京师和各省会安插耳目，侦察高级官员的阴私，然后相机讹诈。
有一个河南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