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说：“我自从得了这个东西，便到处走访，想找个忠厚老实的人。今天果然遇到了老兄，你我有缘份，你想不发财都很难了。这里有一处矿像这些银镪子还多得很，只有我一个人才晓得。我就想找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去帮忙炼好后背回来。”村夫起了贪心，说：“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到寒舍一谈。”到了家中，骗子便生燃炭火，将银镪放在上面烧炼起来，又放上一些粉末药物，一会儿，白晃晃的银子就烧炼出来了。熄火来看，果然是上好的纹银。骗子说：“你拿去调一些零碎钱来花。”村夫拿到市上，果然换得好大一堆零碎银子，心花怒放。隔了几天，骗子说：“某处矿山里银子多得很，只是需要一批药才能炼出来。”村夫说：“我去买就是了，事成之后咱们分成就行。”骗子说：“要好些银子才能买来足够数的药引子，有了这些药引子，就能炼出百万两银子来。”村夫一心想发财，便佃田、租地、当物、借钱，忙了一个不亦乐乎，将银两凑齐了，交给骗子。骗子说：“我这次出去买药，花不了多长时间的，你在家要把某处的矿山守住，千万不要让他人采挖了。”稳了又稳，说了说，然后溜之大吉。留下个贪心的村夫望眼欲穿！
爵门。骗子装扮成官家模样，撇京腔，耍气派，坐着四抬大轿，带着跟班，专门想法子去哄骗想入学中举、想花钱捐官的人。这种骗子才貌双全，善于随机应变，诗词歌赋都很精通。往往自称他是某王爷的子孙，深知五府六部的关节要害。说某人是他父亲的门生，某人是他拜把子的金兰之交。提到的某人某人自然是当时名倾朝野权重一时的名官。骗子自称久居京师，身体不适，故而出朝来微服私访，以求贤才举荐出来辅国。到客店里住个一两天，传唤店主相见，问及当地有哪些家境殷实而子弟中又在用功读书的人家来，并说要店老板举荐几个人，来见他，军民不论，只要真正有才，做官中举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店主人能够举荐几个人出来，便答应也让店主人做个小官，即刻便可以上任。店主一听，自然竭力举荐。富家子弟、冒牌读书人都云集风涌，少者拜门，老者换帖，每日里诗文唱和，款洽之至。久而久之，竟都很熟悉很随便了，骗子便说你老兄能够当个刑名官，某省某督抚是他父亲学生，只要你老兄愿意去，他愿意寄一封信过去，不要你分文的花费便有得官做，只是担心你礼仪不熟，派一个手下爷们与你同去，一切事务都有他帮忙应酬，方不致于唐突。别人听得心热，便办好用费，决定了起程日期。骗子又说你老兄不必带多了银两，路程太远带着不方便，我在某省某处有银庄，我给你一张兑票，免得路费艰难。听者自然很高兴，便拿出银两来给他兑换银两，几百两、几十两的不等。等到起程日期来临，骗子早已溜之大吉，所谓的兑换银票自然也只是一张白纸条。
大局门。某家某人进京捐官去了，骗子便将其人所住地方的地名、亲戚关系、本人年龄相貌一一探听清楚，仿照其笔迹，写一假信，派人送往某人老家去。信件上问及屋内老幼，分毫不差。又说儿与某侯爷的少爷在某公馆幸会，并换了帖子，此少爷比儿大几个月份，儿的盘缠不够，向他借支了银子几百两，希望父亲将银子交付给某少爷，外送程仪，因为少爷是不能唐突应付的，以后一定能够沾他的光。信封上还写明了此信要在某省某州某县所管某乡某村投寄，写得与实际分毫不错。骗子坐大轿，带跟班，在城池口岸大店里住下，假装问堂倌仆人，此处可有某太爷否？堂格说此处正有此人，便带着骗子一行人前往投书。骗子的同伙一路上恭维骗子，说我们少爷在京城，多少官员都要迎奉他，若是要做官，只要他说一句话，就有得官做。堂倌听得眉飞色舞，见了老太爷，说道来了一位京城少爷，与老太爷送信，真正是个好品貌。老太爷读了信，喜之不尽。见面行礼，问其行止，骗子以世伯称呼老太爷，并说自己与老太爷公子相识相交，实在是高攀了，廉虚至极，并不说起兑给银子的事情。于是老太爷天天请骗子吃饭，骗子假装说只歇几天便要起程，老太爷说不忙不忙，小儿还需要兑还您的银子呢，付清了再走不迟。假少爷说您家少爷只不过是缺点盘程，何足挂齿。老太爷再三要付，骗子再三推辞，老太爷越发觉得问心有愧，便将几百两银子办齐了，外加上几十两做为路费送给少爷。少爷总是推辞不受，老太爷也坚决不想收回。门房说，既然这样，少爷不妨先收下，回京时再付给老太爷公子即可。骗子假装成盛情难却的样子，收下了，次日从容辞行而去。待到少爷从京城捐官回来，才知已受了别人的欺骗。
看院。骗子装扮成一个做买卖的商人，身背褡裢，内装二百文钱，一包银子，在茅房里蹲着。看见有人过来，假意起身就走，他的同伙急忙上前拾到手，对行者说，快些快些，你拿到手，恐怕他又转回来寻了去，你就划不来了。骗子同伙将包裹解开，果然是银子，就说我们两人分了吧。正在说话，骗子转回来了，向两个人作揖拱手，说这两位大哥可曾看见我的一个褡裢？里面有信一封，银一包，钱二百。”又说我是帮某家店铺到某处收账，只收了这么一点银子，这都不说，里面最重要的是那封信，凭那封信可在某处银号兑换二百五十两银子，你们哪个捡到了，把信还给我，钱就送给你们算了，你们就算救了我的一条命。
此人把话说完，其同伙就说，我是先来的，并没有看见什么褡裢，这个人刚才来的，你不信你可以搜我的身。骗子在同伙身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通，自然是没有，便喊天怨地而去。骗子同伙说，我们赶快躲开，要不然那人又回来搜你的身我们就完了。二人来到僻静处，骗子同伙便花言巧语地劝那人拿出身上带的银子来，并说自己先拾到的褡裢，白白让你分几吊钱真是划不来，又说那包银子加上那封信总共可值三百两银钱，骗那人拿出银子又脱了衣服做抵押。骗子同伙走后，贪心者拿着信去兑银，自然是假的；包裹里的一包银子打开一看竟是石头，已被人掉了包了。俗人将这种骗术叫掉包，江湖上称看院。
吓诈。乡里经常有这样的事。忽然来了一二个人，雄赳赳气昂昂的彪形大汉，走到大门口，说道，掌柜的，你不晓得，我们二人是在某州某县犯了大案定了死罪的逃犯。我们一路上有一二十个人，后面差勇追得很凶，我们那些哥儿们正在此处庙里安歇。现在肚子饿了，把你家的好米借支两斗，我们煮了饭吃了好走路。你要是不给，他们差勇赶来了，我们打斗起来，少不了是要死人的，到时候在你家里死几个人掉几颗脑袋可不好看。本分老实的人听了，连忙舀出两斗米来打发这两个凶神恶煞。骗子采用这个招数，一天总能“借支”个百十来斗大米。还有的骗子干脆说，你若是不肯借米给我，我便躲在你的家中，官差来了，你是逃不脱干系的。老实人只好“舍财免灾”，上当受骗。
社会危害
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时代，一百年的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耻辱史，割地赔款，列强纵横，使得“老大帝国”的威风扫地；太平天国，“拳匪”起事，导致帝国内部四分五裂。攘外与安内的争持终究不能御侮靖内，中华帝国积聚了两千多年的自尊一落千丈。中国近代社会是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因此，其间所历经的转型时期必备的阵痛与彷徨也显得尤其深沉惨痛。
时势既已如此，作为负面文化内容之一的骗术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滥。正统的、传统的、一向标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张的“亲睦和善”、“仁爱宽厚”，终究抵御不住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值此转型时期，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传统社会中的沉渣也适时泛起。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行骗主体遍于朝野市井乡间闾里，受骗者比比皆是。于是，骗术在经历了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生长之后，恰逢这无序、混乱的“盛世”，招数益加新颖，手段益加高明，种类益加繁多。行骗给近代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与无休无止的战乱、列强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对中华主体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由骗术导致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1．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有一套相传因衍的程序，虽然作奸犯科、弄巧使诈之徒历朝不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弄诈使巧、欺上骗下的事件遽然涌现。在上层统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骗术高手，不难想像，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高层统治者，其行骗效果与影响自然是其他阶层的凡夫俗子、卑职小官们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上层统治集团的行骗，从负面影响了下层统治集团，而下层统治集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个人数众多，势力张扬的群体，“上行下尤”，行骗主体玩权使诈，受骗者往往最终还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老百姓。
近代社会生活中，行骗者穿街过市、横行乡闾，骗术在广泛的群众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骗术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劳动群体，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乡绅地主，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骗者是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当其受骗失败丧色之际，四邻八乡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额手相庆，然而受骗者在失财丧色之后便会马上将所受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体。行骗者在乡村街市的活动，打破了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所必需的平静、有序的氛围，平和、宽仁、亲善、信任等数辈人口耳相传的美德受到了拷问，这种因为骗术施行而导致的人们物质、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扰乱程序是不难想像的。以上种种，说明骗术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2。骗术的广泛施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其“弄巧使诈”、“防人如敌”的负恶面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四民”的排列顺序是颇值得人玩味的。《春秋谷梁传·成元年》云：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说：“土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户部尚书》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层次的，机诈欺瞒是商业活动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这些特征又是传统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过对近代骗术的整体观照，可知商业活动越发达的地方骗术施行的程度、次数就越高深越繁富。“骗术”在商业活动中简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词，真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应该说还是不正当的、卑鄙的骗术，行骗对象往往是受苦的劳动者群体，以诡谲骗术对待宽厚诚实，才是真正给社会造成了危害。
以近代成都为例，骗术计有掷乌龙、敲诗、挂签签、拈香、咬顺风、打假票、看院、支纲、火门、风门、回笼、闷烟、装道人、叉棚、爵门、大局门、牙婆、卦婆、巫婆、掷七星剑、摆棋势、吓诈、丢包、货浪子、降龙、哀怜、装疯、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
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江浙、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商人几乎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在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中，防骗与行骗是并行不悖的。即使是在穷乡僻壤，避害趋利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具备了戒防心理，尤其是某场骗局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时，“防人如敌”的观念便会自然产生。同时，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