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第18部分

　　　　因此，未经转换的陈述，确立了特定情形同它作为其中一例的整体之间的具体联系——而且这个整体包括了有关工作、有关工厂、有关个人状况之外的状况。转换手法排除了这个整体，而且正是这种操作使得治疗成为可能。工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来说，他的抱怨的确具有特定的个人意义，这种转换把这种意义表现为它的“潜在意图”。但他

　　　　①同上书，第２５６页。

　　　　②同上书，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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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向度的社会７０１

　　　　使用的语言，表明了他的抱怨具有不以他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有效性——它表达了现存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对他来。。

　　　　说“不是这样。这种转换手法达到的特定情形的具体性，是对其现实具体性进行一系列抽象的结果，而正是这种现实具。。

　　　　体性是这一特定情形的一般特点。

　　　　这种转换手法把一般表述同做出这个表述的工人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但停留在个别工人自己体验到自己是“工人”

　　　　，他的工作表现为工人阶级的“工作”这一点上。难道没有必要指出，操作研究者在他们进行的各种转换中，纯粹是遵循现实的过程，甚至可能遵循工人自己的转换吗？被约束的经验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功能不是根据批判理论去思索，而是训练监督人“以更人道和更有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的工人”

　　　　①（只有“人道”一词似乎是非操作的，有待分析）。

　　　　但由于这种管理的思想和研究方式扩展到思想力量的其它向度中，这种思想和研究方式提供的服务便日益同它的科学效力不可分离。在这种环境里，机能化具有一种真正疗法的效果。一旦把个人的不满同一般的不幸孤立开来，一旦把一般概念分解成特定的指称，事情也就成了易对付并易控制的偶然事件。

　　　　诚然，这种情形仍是一般的偶然事件（任何思维方式都不能没有一般）

　　　　，但它也是一个类的偶然事件，完全不同于在

　　　　①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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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未经转换的陈述中所意味的东西。一旦工人Ｂ的医疗费得到照顾，他将承认，总的说来工资不太低，只是在他的个人情况中（这种情况也许类似于其他个人的情况）工资才显得困难。他的情形被归入另一个类——个人困难情形的一类。他不再是一个“工人”或“雇员”

　　　　（一个阶级的成员）

　　　　，而是西方电力公司霍索恩工厂的工人或雇员Ｂ。

　　　　《经理与工人》的作者们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含义。

　　　　他们说，在一个工业组织中应发挥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人事工作的特定功能”

　　　　，这种功能要求，在处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时，人们应该“用一个已有特定个人历史的工人的思想方法”

　　　　，或“用一个在工厂某个特定地点工作的雇员（工厂把他同特定的人们和人民团体联系起来）的思想方法”

　　　　，“来考虑某个特定雇工头脑里所想的东西”。作为对照，这些作者反对注重“普通的”或“典型的”雇工以及“工人头脑里一般所想的东西”的态度，认为这是同“人事工作的特定功能”不相容的。

　　　　①

　　　　我们可以概括一下这些例子，把工人最初的表述同这些表述向功能形式的转换对比一下。我们按其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两种形式的表述，暂且避而不谈它们的证实问题。

　　　　（１）

　　　　“工资太低”。这一命题的主语是“工资”

　　　　，不是一个特定工人在一种特定工作上取得的特定报酬。做出这一表述

　　　　①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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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向度的社会９０１

　　　　的人，可能只想到了他的个人经验，但就他做出这一表述的形式来看，他超出了这种个人经验。谓语“太低”是一个关系形容词，要有一个在命题中并未标明的指称——对谁或对什么来说太低？

　　　　这一指称也可以是做出这一表述的那个人的，也可以是他从事这种工作的同事们的，但一般名词（工资）

　　　　带有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整个思想运动，并使其它命题因素共有这种一般特征。

　　　　这个指称仍是不确定的——“总的说来太低，”

　　　　或“对每一个象说这话的人一样的雇佣工人来说太低”。

　　　　这个命题是抽象的。它指称着任何特定形式都不能取代的一般状况；它的意义是“及物的”

　　　　正如它反对任何个别情形一样。

　　　　这一命题的确要求“转换”成更具体的语境，但在这种语境中不能用任何特定的一系列操作（如工人Ｂ的个人史和他在Ｗ工厂的特定功能）来定义一般概念。

　　　　“工资”这一概念涉及到一个“挣工资者”集团，把一切个人的历史和特定的工作都结合进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中。

　　　　（２）

　　　　“Ｂ由于妻子生病，所以他目前的收入不足以应付他目前的支出。”注意，在（１）的这个转换命题中，主语已经变换了。

　　　　“Ｂ目前的收入”

　　　　取代了一般概念“工资”

　　　　，这样一来，“Ｂ目前的收入”的意义完全是由Ｂ为了给家庭购买食物、衣物、住宅、药品等等而必须进行的一系列特定操作来定义的。

　　　　意义的“及物性”已被消除；“挣工资者”集团连同主语“工资”一起消失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特殊事例。这个事例被剥掉了它的及物意义，开始屈从它所属的公司认可的处理标准。

　　　　错在哪里呢？一点没错。概念和整个命题的转换，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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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者为之效力的社会而生效的。这种疗法之所以有用，乃因为工厂或政府至少能负担相当一部分费用，因为它们愿意这样做，因为病人愿意顺从这种许诺成功的治疗。在未经转换的抱怨中表现的模糊且不确定的一般概念，的确是过去的残余；它们存留在言语和思想上，的确是对理解和协作的一种障碍（尽管是很小的）。

　　　　只要操作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有助于缓和非人的状况，它们就是精神和物质进步的一部分。但它们也证明了进步有矛盾着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其压抑性权力中有令人满足的东西，而在其满足中又是压抑人的。

　　　　这种对及物意义的排除，一直是经验社会学的一个特点。

　　　　它甚至还标志着很多研究的特征，尽管这些研究并不打算为了某种特殊的利益来发挥治疗的功能。结果是：一旦消除了对意义的“非现实主义”超越，考察也就被锁闭在全面的限制内，正是以这种限制，现存社会决定着命题的有效或无效。

　　　　就其方法论而言，这种经验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为了阐明它的意识形态特点，让我们来看看对美国政治活动的研究。

　　　　莫里斯。贾诺威茨和德韦恩。马威克在他们的“竞争的压力和民主的赞同”一文中，想“判断一次选举在何种程度上才是民主过程的一个有效表现”。

　　　　这种判断意味着“根据有利于维护民主社会的要求”来评价选举过程，这反过来又要求对“民主”进行定义。作者提出要在两个可供选择的定义之间进行选择：“授权”民主论和“竞争”民主论：

　　　　“‘授权’理论起源于古典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假定，代议制过程出自全体选民强加给他们代表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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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向度的社会１１

　　　　列明确命令。选举是一种方便的程序，是一种保证代表遵守选举人命令的方法。“

　　　　①

　　　　现在，这种“预想”

　　　　“事先就被当作不现实的东西弃之一边，因为它要求在竞选问题上要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意见和意识形态，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找到的”。

　　　　这个有点坦率的事实表述，因作者提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怀疑而降调了，即怀疑“自十九世纪公民权扩大以来，在任何民主选举中是否存在过能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意见的情况。”

　　　　无论如何，作者不是接受这一受到拒绝的预想，而是接受“竞争”民主论。根据这一理论，民主选举是一种“拥护或反对”那些“为公职而竞争”

　　　　“候选人”的过程。这一定义为了成为真正操作性的，要求有用来评价政治竞选人物的“标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治竞选是一个“自愿赞同的过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操纵过程”？作者提出了三个标准：

　　　　“（１）民主的选举要求互相对立的候选人在整个选区进行竞选。全体选民的权力来自他们至少能在两个有竞争倾向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相信其中每个候选人都具有合理的获胜机会。

　　　　（２）

　　　　民主的选举要求两个（！）

　　　　政党参与力量的平衡、保持现有的投票集团、吸引独主的投票者，并从对立党中争取皈依者。

　　　　①Ｈ。尤劳、Ｓ。

　　　　Ｊ。

　　　　埃尔德斯威尔德、Ｍ。

　　　　贾诺威茨（编）

　　　　《政治行为》（格伦科自由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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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３）民主的选举要求两个（！）政党积极争取赢得当前的选举；但不论成功与失败，两党还应努力增强它们在下一次以及此后各次选举中成功的机会……。“

　　　　①

　　　　我认为，这些定义相当确切地描述了１９５２年美国选举的实际状态，这是该文分析的主题。也就是说，判断一个既定事态的标准是该既定事态所提供的那些标准（或者说，既然这些标准是一个运行良好而牢固确立的社会制度的标准，因而是被强加的标准）。这种分析是“封闭的”

　　　　；判断的范围限定在一个事实背景中，这个背景避免判断制造事实、人为事实的背景和事实的意义、功能及发展被制约的背景。

　　　　考察被约束在这个框架上，成了循环论证和不证自灵的。

　　　　如果用实际选举过程的有限制而又现实的术语来定义“民主”

　　　　，那么这一实际选举过程在被考察之前就是民主的。

　　　　当然，这种操作的框架仍然承认（甚至要求）自愿赞同与操纵之间有所区别；选举可以相应于所查明的自愿赞同和操纵的程度，而或多或少是民主的。这些作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１９５２年的选举“比起我们印象上的估计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以一种真正自愿赞同的过程为特点的”

　　　　②——尽管“大大错误地”忽视了不利于自愿赞同的“障碍”

　　　　，而且否定了“操纵

　　　　①Ｈ。尤劳、Ｓ。

　　　　Ｊ。

　　　　埃尔德斯威尔德、Ｍ。

　　　　贾诺威获（编）

　　　　《政治行为》（格伦科自由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２７６页。

　　　　②Ｈ。尤劳、Ｓ。

　　　　Ｊ。

　　　　埃尔德斯威尔德、Ｍ。

　　　　贾诺威茨（编）

　　　　《政治行为》（格伦科自由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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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向度的社会３１

　　　　性压力集团的出现“。

　　　　①超出了这一很难解释的说法，操作的分析就寸步难行。换句话说，它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决定性问题，即自愿的赞同本身是不是操纵的结果——对这个问题，实际事态提供了充分的证明。这种分析之所以不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会超出它的字面而走向及物的意义，走向一个真正的民主概念，这个概念会表明这场民主选举是一个受限制的民主过程。

　　　　确切地说，作者当作“非现实的”东西加以反对的概念，正是这种非操作的概念，因为它对民主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如全体选民旗帜鲜明地控制代表——作为大众政权的大众控制。这种非操作的概念决不是外来的。它决不是想象或思辨的虚构物，毋宁说它确定了民主的历史意图，争取民主的斗争为之战斗并仍待实现的条件。

　　　　而且，就其语义学上的确切性而言，这种概念是完美无瑕的，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它说的东西，即，实际上是全体选民把他们的命令强加给代表们，而不是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