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例子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大多数人学习的是表面现象，所以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国内3000款手机，你们基本不用，你们用国外的300种款式，为什么？而且你们看最有潜力的市场是中低端市场，真正能够赚钱的是中低端市场，但是想直接进入并利用这个潜力时就会失败，因为这不符合行业的本质。手机的策略只有一个，符合行业本质的策略才是正确的，必须通过符合行业本质的策略来指导自己的资金，那么应该怎么做呢？用感性的诉求拉高手机的形象，达到最高端，只能从最高端切入，然后在最高端停留半年以上，不能马上降价，像TCL一样，七八天就降价，要拖半年以后才能降价，为什么？积累势能，积累势能，势能越来越充足，才有充足的力量向下席卷中低端市场，那才是最赚钱的市场。三星跟LG和诺基亚以及摩托罗拉相比缺的什么？缺了向下压的势能，所以它赚钱赚的不够，赚的不多，不如诺基亚、摩托罗拉。因为它只完成了一半的行业本质，没有通过本质来席卷中低端市场。国产手机向上走的势能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给现场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分析的国产手机的市场，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好，那位同学。
观 众：你好，郎教授，我想知道你说手机的感性诉求比较重要，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三星的手机，你看中了它哪种感性诉求啊？
郎咸平：因为我刚刚说过了，第一我对三星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原因在哪里呢？他们送给我的，我学生送给我的，我曾经觉得老是用三星不好，我就换了一款；换了飞利浦的。三天后我就送给我的司机了，它是待机时间特别久，功能不多，因为我自己也不需要什么功能，我只需要发短信，打电话，其他功能我不需要。尽管待机时间久，我觉得不错，但发短信却很麻烦，一点都不方便，并且常常按错键，还得重发一次，于是我就送给别人了，我又用我学生送的三星手机了，就是这个感觉。
把握行业本质：企业家智慧得以升华
观 众：郎教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诺基亚是第一个在手机中加入游戏功能的，但是诺基亚之后又走了一步棋就是它想进军游戏机市场。它虽然在手机市场按您的理论，积累势能，等于它这个牌子在手机中绝对处于一个主导地位，但是它在游戏机市场却绝对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但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说它是不是也是在某些方面想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想问你就是这个问题。
郎咸平：非常好，你说诺基亚手机是第一款加入游戏功能的手机，现在开始搞游戏机。你这个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它要做游戏机不是不可以，但首先应该反问自己，游戏机的行业本质是什么？
当然，我没有做过研究，我不知道，每一个行业都要做研究才会知道，我不会胡侃的。那么游戏机的行业本质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认为做成功了一项，比如手机，转到其他行业就能一定能成功，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而我告诉各位，我根本不相信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的能力是很重要，但企业家的能力不是企业成功的本质，把握行业本质才是企业家智慧的升华，能够把握行业的本质才能塑造一个成功的企业。可是我们的企业家一旦成功之后，就会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得意洋洋，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做了这个行业，就到那个行业，就开始搞多元化；而多元化就是我国大部分行业、大部分公司失败的前兆。包括四川的最近几个企业倒闭，如嘉禾，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下一步战略的成功呢？我简单地讲把握行业本质，但是这个非常的难，那么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要做白色家电，这个行业的行业本质是什么？难啊，难得不得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观 众：郎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本质，它会不会随着时间或者时代，或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呢？
郎咸平：会，在中国跟在美国就不同。
观 众：各个市场还有地域性的变化吗？
郎咸平：那不会，根据我的研究，它跟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有关，你说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但是不同地区，我没有找到这种差距。都是中国人，毛病都是一样的，只是大毛病，小毛病，毛病都差不多，而且这个僵化的思维也都差不多。
观 众：如果说做一些实事的话，你能不能引导一个什么企业，抓住行业本质来拯救中国手机这个行业，举一个例子？
郎咸平：有啊，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例子。
观 众：都是国外的例子，现在我们谈国产手机嘛，如何引导囯产手机抓住行业本质并成长起来？
郎咸平：你请坐，急什么，国产手机都不急，你急什么。我们谈一个理念问题，如果他关心自己的前途，他看了节目自然会思考，会来问我，问我时，我可以跟他对话，他还是在他过去的思维里面。东莞到处生产这种手机，那种手机，你说它们会有什么前途呢？不会的，它们被淘汰只是吋间的问题。学习是很重要的，像你们都是好样的，中国企业家和你们相比，我印象最深刻的，你看看你们听课，经常会低下头，东摆西摆的，我在外面给企业家里讲课，都不是像你们这么少的，都是1000~5000名企业家，我不是在教室里讲课，而是在大剧院讲课，坐的爆满，现场几千名企业家，没有一个人像你们这样子，我告诉你们，他们每个人都会非常专心地听6个小时，几乎没有人动，专心做笔记，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水平。所以我常常挖苦企业家不用功，但跟你们比起来却用功得多，所以你们该学的事情太多了，看企业家这么努力，这么勤勉，我还可以批评他们，你们说想做到这一步，想成功，你们有多少路要走啊！同学们，你们的成功不是在闪光点成功，而且要靠这些不断的积累，你们听我讲这个课我想对你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帮助，你们现在不要太浮躁，你们的学习态度和我所批评的企业家相比还差得多他们都不能成功，何况你呢？
而且我告诉你，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很多企业家都问过我，而且今天是电视节目，不用讲这么多，讲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很多理论性的问题本节目不谈。
而且我这个节目也不是教大家怎么做手机的，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你要成功，就必须把握行业本质，而且这个行业本质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因此，怎么做一个成功的手机制造商呢？不要认为价格竞争是成功策略，告诉你，虽然你不至于马上失败，但也不要认为投入资金是有用的，也不要以为我们技术多高，或者多培养人才，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你要进行正确的思考，什么是正确的思考？你一定要依靠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来指导思想，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这一点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这是对我们，还不是手机商，对我们全国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你一定要有一套符合行业本质的指导思想来管控你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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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公司治理的历史
1720年的欧洲：公司治理的历史背景
我把各位读者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讲一个历史故事。
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指连续发生的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囯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的“南海泡沫”［参见Irving（1998）］。
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举例而言，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囯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制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贏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地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英文就是“Stock”，也翻译成“股票”。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人。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
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的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再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奇高无比。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因而，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曾发生过，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过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达，100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使用“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欧洲当时官商勾结情况非常普遍，这种腐败竟然被视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且这些利益团体到处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包括政府图利、利益团体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因此，”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出现了，比如，利益团体贿赂、勾结国会议员通过牟利法案，乘机致富。亚当？斯密非常忧虑这种腐败现象会导致大英帝国的沉沦，因此撰写了《国富论》，希望改变大英帝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他要改变现状就要使得议会的议员和利益团体脱钩，但是他们勾结了那么多年，哪有可能使得他们脱钩呢？亚当？斯密为了终结这种勾结现象，他不仅要说明政治干预对经济的损害，还必须从一般意义上论证经济运转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亚当？斯密不希望冗长的理论论述妨碍读者的阅读，于是，使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个隐喻在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中频繁出现：那就是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由此反对政治干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他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观念，认为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运作舞台，让经济自由地发展才是对国家最为有利的，这个观点使得那些操纵议会的人感到汗颜。
当时，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比如蒸汽机和机械纺织等。工业技术使得英国北部的工业城镇兴起，因而，威胁到了地主的政治空间。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谷物法》（the Corn Laws）的出台，它限制了英国从一个新兴国家——美国进口食品。较高的食品价格使得地主们可以向农民征收更多的地租，但是这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从而资产阶级就必须为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就减少了他们的利润。为了废除《谷物法》，资产阶级必须在议会中不断削弱地主们的政治权力。他们通过政治改革达到了这一目的。政治改革使得新型工业城市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扩展，上议院的权力也受到了约束，最终，为资产阶级主导立法奠定了基础。
但是，其后的欧洲情况继续恶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代。工人们工作很长的时间，却只能得到极少量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工人只好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一些生产环境不够安全的地方去工作，从而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些苦难进行了描述。1799~1800年：英国通过的《联合法》（the bination Acts）使得资本家仅需要提供给工人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这个法案惩罚了一切妄想组织行业工会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企图。例如，1833年，一些农业工人想要建立工会，结果他们和一般刑事罪犯一起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受害者至今仍被人们当作烈士纪念。资本家这种对政治的操纵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论断的基础所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01年的塔弗维尔案（the Taff Vale Case），其最终审判结果判定工人罢工不合法，因此将铁路工人罢工导致的23000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