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三十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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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影三十八万-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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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我的朋友,那位让我一见面就心襟动摇又有些怕怕的路云,传承中国古老的幻术密法,是我见过听说过最擅于精神控制的人。如果她有心控制我,肯定能做到站在我面前也叫我看不见,当然她施展密术,从无到有之间,我还是能觉出异常,要是世间有能强出她十倍的人,就可以不知不觉陷我于毂中。  

    胡思乱想一番,我长长叹了口气。要强路云十倍的人?在我看来路云以近乎妖了。  

    恐怕杨宏民最后所说的“老鹰”才是关键,把这个破解出来,恐怕就能解了我的不白之冤。但警方会相信吗,如果一切证据都对我不利,恐怕不久之后我就要身陷囹圄,有谁能帮我奔波追查?  

    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 
 
 
    
    
    
    
二、兄弟姐妹一起冲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梁应物所在的X机构专事研究各类异常现象,我经历的事一般人会觉得荒谬,可他却不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反而会认真对待。  

    我让梁应物去安抚一下我父母,先别赶着来广州或北京,该怎么说他看着办。 

    估算着快到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对梁应物说:“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没办法。”  

    在警察的示意下,我匆匆结束通话,梁应物最后说了三个字:你放心。  
 
    其实肯定没有什么规章条例说我打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进了监狱也得乖乖劳动缝手套,管你外面什么身份,这一亩三分地警察说了算。  

    打了这个电话,我多少放松一些,梁应物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强援,X机构虽是不公开的官方组织,但他们在研究各类怪异事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势力体系打交道,梁应物作为颇受器重的研究员,在这个社会里他的能量绝对要比普通政府官员强得多。  

    而郭栋,去年底我和他合作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他本身是公安系统的人,处理我的事情要更便利些。  

    有这两个人帮忙,想必最起码我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所遭遇的蹊跷怪事,不会被当成我的凭空臆想而忽略过去。  

    “想什么呢,这边!”我后背的衣服被那看守警一把抓住。  

    “怎么,不是回去吗?”我记得拘留室的方向,没走错啊。  

    “谁和你说现在回去?审你了。”他推了我一把,让我往另一个方向去。  

    “是北京的公安来了吗?”我一边走一边问。  

    “没来我们就不能审你了?”他不耐烦地回答。  

    着实搞不明白,我只是嫌犯,还没定罪呢,问一句话用得着这样吗,再说还收了我点小贿赂,虽然金额不大。  

    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个中年警察,虎着脸,面目阴沉。  

    去年在上海我也被“冤审”过一回,不过半天之后误会就解开了,什么苦头也没吃。那次是郭栋帮了忙,这次会怎么样?看着面前警服中年人严肃的脸,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人不是我杀的。”我抢先对他说。  

    “姓名?”  

    “警官,虽然我所说的你可能难以相信,但……”  

    “姓名?”中年警察用相同的口气重复了前一个问题。 

    “那多。”我叹了口气回答。  

    “真名吗?”  

    “是的,这你们很容易就能查到的。”  

    “性别?”  

    “男性。”  

    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接着问“真实吗”,我就回答“从出生以来就没变过,而且这更容易查证”。  

    这种情形下还有心情自娱,和梁应物的电话真是让我大大减压了。  

    对面的人显然没有这样的娱乐精神,他又问道:“职业?”  

    “记者。上海晨星报社记者。” 

    我以为接下来他该进入正题,问我案情了。没想到中年警察神情缓和下来,甚至微微露出了些许笑容,问道:“你是跑什么的?”  

    “我没有固定条线,是机动部记者,跑突发新闻,或者读者打电话提供线索。”  

    “就是要随时待命喽,那可挺累的啊。”  

    “是挺累的,不过跑了几年也习惯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审讯变得好似唠家常。  

    “看你模样挺年轻的,干记者这行几年了?”  

    “我零一年当的记者,到今年第六年。”  

    “哦,还不算很长嘛。”  

    “我那个报社历史不长,而且流动性大,我这样呆足五年的记者,算是资格很老的了。”说到这里,我仿佛有种错觉,这不是警官在审嫌犯,却像我在和一个采访对象聊天。  

    “是嘛,看样子你还挺受器重的呢。”中年警官微微一笑,温温和和地随意问了句:“那小刀子哪儿买的,品质不错啊。”  

    我张了张嘴,一时语塞,过了一两秒钟,心脏才后知后觉的凶猛收缩。  

    这家伙在套我的话!  

    他这样淡淡一路问下来,前几个问题都是我随口可答的,心理上的惯性,让我下意识地准备回答他的关键问题时,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那匕首真是我的,很可能顺口就说了出来。  

    这个老刑侦可厉害得紧啊。  

    中年警察看我张口却没说话,大概是以为我临时把话收了回去,却也不着急,笑了笑,又说:“看见那么多血,会不会很慌?”  

    “看见那种场面,是有点慌,不过谁都会这样的。”  

    警察点了点头:“一般来说,第一次杀人是会这样,你还是好的,很多人会呕吐。”  

    “我是说任何一个人看见这样的凶杀现场都会很不适应,我是第一个现场目击者,而不是杀人犯。”我连忙分辨。  

    “你以前认识死者杨宏民吗?”  
 
    “不认识。”  

    “这么说一切都是一场偶然喽,你发现了一个凶杀案,可不管是凶手还是被害人都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的确,是这样的。”  

    中年警察又笑了,这次他的眼睛眯起来,像已经瞄准了猎物的猎手。  

    “你那么肯定你和死者没关系,也不认识他,那么有许多人看见的,在太平洋翡翠号游泳池里发生的那场冲突,和杨宏民差点打起来的,是另一个那多吗?”  

    我愤怒地站起来,向他大声说道:“你在玩文字游戏,警官先生。我指的是在这场旅行前,从来没见过杨宏民这个人,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他。而后一个问题,你利用我急于证明自己清白的心情设了个语言陷井。难道你打算以这样的把戏来给我定罪吗?”  

    警察的眉毛挑了挑,好像对我的反应略有些意外。  

    “当然不是。”他回答:“请你坐下。”  

    我瞪着他,重新坐下来。  

    “那多先生,在我看来,你这种徒劳的辨解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你之前从来没干过类似的事情,以至于杀人之后愣在现场,甚至你都不懂戴副手套,做点最基本的掩饰工夫。”他不紧不漫地说着,好像已经吃定了我。  

    “什么?什么手套?”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匕首上的指纹鉴定上午已经完成了,你的指纹很清楚地印在上面。”  

    “那是当然的,不知怎么回事匕首到了我的手里,我不否认我接触过匕首,有我的指纹没什么好奇怪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那上面只有你的指纹,杀人的凶器上只有一个叫那多的记者的指纹,而没有什么你声称的另一个凶手的指纹。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那多!”说到后来,中年警察已经声色俱厉,他狠狠地锤了一记桌子,把桌上的茶杯震得跳了跳。  

    “只有……我的指纹?那肯定是真正的凶手戴了手套。正如你所说,打算杀人的凶手会做最起码的掩饰。”我定了定神,说道。这个结果其实我已经想到了。  

    “哦?”中年警察冷笑着说道:“这么说来,所有人都在宴会厅里的时候,你独自一人跑到甲板上去也是偶然吗?你是去干什么的,突然想吹吹海风,还是专程前去发现一个谋杀现场?”  

    “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到甲板上去,说会有改变我命运的东西。看来是有人想好要栽赃给我。”  

    “谁给你的纸条?”  

    “不知道,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空酒杯里。”  

    “就像突然出现在你手里的匕首那样?”警察以嘲讽的口气问我。  

    “是……的。”我觉得自己回答得无比艰难。  

    “那么纸条呢?”  

    我无言以对,许久才黯然回答:“掉了。”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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