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情绪所动听来似乎很让人心动。我们可以想象人格解体症患者望着账单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或看着漏水的屋顶一笑置之。但事实上，不论时间长短，人格解体都是一个极端不愉快的体验。
在人格解体症患者身上经常可见自残行为，也许这些患者只是想借此刺激自己对事物的感觉。对人格解体症患者来说，人生并无起伏跌宕的戏剧化情节：
过去音乐时常感动我，但现在听起来和剁菜的声音没什么两样……我好像活在一个我熟悉却没有任何感觉的世界里……这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让我非常害怕。我无法和我的丈夫或其他人交流。我可以和他们说话，我也看得见他们，但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正如某位患者所说的：〃我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样的生活，因为这就像行尸走肉。〃这就是人格解体症患者的遭遇。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正在体验的人生：
这就好像真正的我，被掏了出来摆在架上或藏进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个原本的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我觉得我好像并未活着，我的身体好像是一副空荡荡、没有生命的躯壳。
这意味着情绪化的大脑赋予了我们有关自我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不论多么繁杂，却是我们感受到自己仍然活着的关键。当我们因为马桶盖又被掀开而恼怒不已时，我们的大脑私下窃喜：〃幸好，我还在。〃根据这个论证，倘若情绪被封锁了，我们就会相信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某天我外出散步，沿着街道一直走，最后到了岳母家。我告诉她：〃我已经死了。〃我戳着自己的手臂，试图戳出一点血来。但我的手臂并没有血流出，于是我对她说：〃你看，一点血也没有，我肯定自己已经死了。〃
这位老兄并非故意在他的岳母面前玩弄花样。他真的相信自己已经死去。另外一位患者则对领取社会保障年金一事深感不安。她所担心的是，自己已经死了，因而没有领取年金的资格。这些患者罹患的是科塔尔妄想症（CotardDelusion），某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疾病源自于更严重的人格解体。世界对于人格解体症患者来说也许是遥远而又陌生的，但对科塔尔妄想症患者而言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人格解体症患者可能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科塔尔妄想症患者则觉得他们的身体早已不复存在。人格解体症患者也许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死了，但科塔尔妄想症患者却坚信自己已经死了。
在这些科塔尔妄想症的极端病例里，患者与其感觉、思想、身体和外界极度疏离，没有任何事物能令其确信自己还活着。根据19世纪某位精神病医生的描述，有一位最早被诊断出罹患科塔尔妄想症的患者，在坚持自己必须被放置在裹尸布内之余，还挑剔裹尸布外观不雅，让这位精神病医生哭笑不得：〃纵然已经死去，她仍然没有抛开女人爱美的习性。〃这种〃本人已死〃的感觉极端强烈，令人无法逃脱。心理学家询问那位年轻的科塔尔妄想症患者，既然她还有冷热、心跳和膀胱满胀等方面的知觉，为什么仍然坚称自己已经死去？年轻女患者巧妙地回答，虽然已经死去，但她依旧拥有这些感觉，所以，这些感觉很明显无法证明她仍活着，这样的反驳，恐怕连哲学家笛卡尔也无言以对。
事实上，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思〃指的不只是思想，还有各式各样的体验，其中就包括了情绪。人格解体症的存在表明，每当大脑降低情绪的影响力，自我的感觉也会随之渐渐消失。
情绪化的大脑必须拥有微妙的平衡情绪的能力。过于情绪化会让我们在原子笔被夺走时放声大哭，或对一群小学生和几百万个大肠杆菌所引起的恐慌措手不及。但对情绪控制过于严厉的大脑所带来的伤害更甚于此。正如EVR的例子所示，一旦失去运用情绪的能力，我们甚至很难做出最简单的决定。过度抑制情绪的结果是失去自我的感觉。而即使大脑可大致维持情绪的平衡，我们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仍会抱存幻想。偶发事件所遗留下来的情绪余波（一个小礼物、一阵小雨、一点运动、一股气味），都能影响表面看似冷静的判断。大脑的作用无所不在，从你选购洗发精到你看到的微笑。回顾情绪化的大脑在我们建构内在和外在世界时施展的影响力，我们只能祈求它始终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第三部分 1。里头那个坏小孩
我两岁的大儿子的道德体系再简单不过，它立足于原始的情绪之上。
〃轮到我玩了！〃他对着刚刚爬上秋千的小孩大喊。
〃这是我的！〃他警告他的婴儿弟弟，并将玩具夺走。
〃我不要！〃在我艰难地帮他穿好尿布时他说，才不在乎沙发是否会被尿湿。
〃我也要！〃他看到他爸爸用尖利的刀子切洋葱，羡慕地大喊大叫着。
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出于互惠、所有权、责任和谨慎而用心思考、琢磨的痕迹。对他来说，正义之路坦荡而单纯——正义就是心想事成。
他在批评他人的过错时，也全然不顾他人的窘迫。
〃格瑞塔坏坏！〃他看见他的3岁大的朋友将晚餐丢到房间的另一头时说道。
格瑞塔的妈妈耐心地对我儿子解释格瑞塔其实并不坏，她只是因为又累又饿而且兴奋过度才干了坏事。但是，我儿子显然并未接受这一解释。〃格瑞塔坏坏！〃他坚持道。思考片刻，他又开始叫道：〃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格瑞塔坏坏！〃为了强调餐桌上不允许任何没规矩的行为，他除了一再重复这句话之外，别的什么都没说，直到我们回家为止。
当然，我期待在身为父母的我们为他树立的好榜样的影响下，儿子终有一日能够摆脱，或至少知道如何隐藏他那原始而又唯我的道德观。成人有时有点像幼稚孩童，成熟的道德观底下其实还潜藏着偏颇与不公。我们对他人的处境漠不关心，时常有如年轻法官般武断地得出〃格瑞塔坏坏！〃的结论。但一旦主客易位，当自己的处境变得困难而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和两岁大的〃坏〃小孩一样善变。
第三部分 2。不道德的道德观
情绪在道德谴责或赞许中，扮演着不易察觉却颇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成人身上表现得并没有小孩那样显著。看似高尚的道德判断乃源自于我们当下的反应或道德直觉。当我们需要做出道德判断时，时常会先察觉到原始的情绪。虽然单凭情绪即可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但我们也会运用理性来诠释和证明自己的道德判断（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所见，大脑也擅于运用偏颇的证据和论证来支持其观点）。我们的大脑为此创造了一个令人满意但虚假的印象，引导我们相信道德判断乃立足于理性之上，而非〃可恶〃、〃唉呦〃和〃讨厌〃等简单的情绪化反应。
感谢情绪化大脑的聪明掩饰，它让我们不论在自己或他人眼中看来，都是在形成道德判断之前而非之后，熟练地运用理性来判断事情的对错。但是，一旦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实我们的直觉反应时，我们并非以理性思考来形成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要求大学生解释他们对利用家犬的自愿协助来满足性欲的男人的道德谴责。根据〃只要没人受到伤害，没什么不可以〃的西方道德准则，这位男人和他的宠物互相取悦的行为或许有碍观瞻，但根据西方的道德准则却无可厚非。这正是为何许多学生发现难以用合理的理由解释自己的恶心反应，而只能目瞪口呆的原因。〃嗯，我只是，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猜（停顿半天），我不常思考这种事情（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停顿半天），嗯……〃这是某位学生对为何她认为这位男人要受到谴责所做出的解释。我们所感受到的不适和憎恶，和我们所接受的道德架构并非处处相容。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合乎情理的道德观，那么未经思考的道德直觉对我们所做出的道德判断影响并不大。
情绪还会以另一种方式阻挠我们做出公正的判断。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由某个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可能被误植到另一个判断程序中去，形成对另一事件的观点。（还记得那些因为收到礼物而心情愉快并因此打高分的顾客吗？）很不幸地，情绪的这种干扰效应也会在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发生，使得我们的道德判断深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比方说，在某个研究愤怒所带来的干扰效应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让第一组受试者观看某位青少年无故被殴打的影片，借此激起受试者的愤怒。第二组受试者则观看各种色块在银幕上相互追逐嬉闹。之后，所有的受试者皆被要求对一连串意外疏失案例进行道德判断。举例来说，受试者必须回答下列关于某位忘记检查人行道铺设安全的工头的问题。这位工头应该为人行道铺设不周，导致路人跌断手脚承担多少责任？他应该赔偿受伤的路人多少钱？情绪仍沉浸在影片中的受试者，面对这些问题时自己也变得激愤。同其他心平气和的受试者相比，感到气愤的受试者对失职者的责难较为严苛，而要求给予的惩罚也较严厉。
这并非激动鲁莽的大脑使我们失去理性的唯一方式。因愤怒而看不清事情真相，对于我们在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认清不同道德情境的微妙差异并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把上述的意外疏失实验案例，加入更加复杂的情境因素形成其他案例，我们即可对此作更细致的分析。
比方说，那位工头并未被告知离开工地时应如何检查人行道的铺设是否安全。况且，他已经值完当天的班，并知道这个工程赚不到钱，所以即便自己多花时间检查也领不到加班费。冷静的受试者就能将这类因素一并纳入考虑的范围，意识到这些情有可原的因素足以减轻被告应得的惩罚。相比之下，愤慨的受试者则不负责任地忽视这些因素，有失偏颇地坚持所谓的正义判断。
然而，因怒火中烧所引起的道德判断偏差并非不可避免。在做出道德判断之前，某些愤慨的受试者被事先告知，某位研究人员随后将询问他们据以形成判断的理由。这些受试者了解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判断提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衡量被告的责任时，其判断同冷静的受试者给予被告的惩罚相去不远。
我们能在明白必须为自己的道德判断负责时，尽力避免冲动情绪的干扰效应，这令人感到欣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有在了解到自己的名声可能受损时，才能将情绪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这也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的道德判断还受到了〃世界是正义的〃这一坚定信念的影响。表面看来，我们会同情世上无数的无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们面对这些无辜受害者时实际抱持的态度，却戳破了我们道德高尚的面具。当我的大儿子还是个婴儿时，我带他外出散步时遇到一位邻居，她已是3个孙儿的祖母。如果她的孙女未在3年前因白血病夭折的话，那天本是她孙女的10岁生日。这位邻居对我们诉说着有关她孙女的伤心往事，包括病魔的折磨、癌症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和孩子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孩子母亲的绝望。在聆听这段悲伤的往事时，针对那位失去爱女的母亲的责难不断从我的脑海里冒出，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意识：〃她绝对没有让小孩吃母乳〃〃她一定是喂小孩吃垃圾食品〃甚至〃她肯定让小孩靠电视太近〃……尽管我知道这些想法毫无依据而且毫不理性，但它们仍然不断袭来。这位母亲的伤痛背后所隐含的不祥暗示——〃你的小孩也有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实在令人焦虑不安，我那不道德的大脑，因此以责备那位母亲为手段，来应付这个威胁。〃这都是她的错〃〃她自作自受〃〃她没有尽到为人母应尽的义务〃……在这些毁谤里，最能让我得到安慰的，当然就是：〃我不必担心，这样的不幸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第三部分 3。双重标准
面对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我们挣扎着拒绝接受〃人生是残忍的〃这一定论。如果我们不能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没办法替他们寻求补偿，或不能帮助他们卸下重担，那么我们只好屈服在另一个易于接受的信念之下。我们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人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迫切希望世界是正义公平的（因为若不如此，我们也可能会莫名地失去我们的工作、家庭、健康、理智和小孩），并因此创造出〃恶有恶报〃这种抚慰人心的妄想与臆测。
一系列研究我们对他人的观感如何因为目击他人遭遇苦难而发生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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