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他发表了反对他们的宣言书。正是牛津运动的影响，那种反对丑陋粗鄙、追求美好优雅的牛津情感，把张之洞从康有为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了出来。讲到这里，我可以指出，张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对于国家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危急存亡关头，他本人觉悟并率领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们脱离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派。如果张之洞与中国文人学士跟康有为搅和在一起并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不管怎么说，要不是张之洞和中国文人学士及时退出，已故皇太后绝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和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使国家免遭他们那暴烈凶猛的雅各宾主义的灾难和毒害。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2）
袁世凯，三巨头中的另一个成员，在这危急存亡时刻，也从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同伙中脱离了出来。就张之洞而言，他脱离他们，是因为他品格高尚，性情优雅，牛津运动的影响使他更加精炼。而袁世凯则不然，他之所以抛弃雅各宾朋友，抛弃康有为及其党徒，纯粹是出于品质卑劣之故。
袁世凯乃中国的约瑟夫·张伯伦。索尔兹伯里勋爵曾把张伯伦先生称之为“杰克·凯德”。（70）的确，像杰克·凯德一样，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实在都属于群氓党，分别代表他们国家那粗野、浅薄、污浊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国家，群氓都并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国，群氓甚至于极为道德，比目前中国的知识阶级、文人学士们要有道德得多——这一点，从他们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正直诚实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国的群氓，尽管他们有道德，却并不高贵。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民众的确拥有实力，但这种实力来源于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群氓是粗俗不堪、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粗俗与强烈的欲望两相结合，便使得民众在掌权之后，总是蛮横残暴。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袁世凯还是英国的张伯伦，由于他们分别代表了本国的群氓，所以也就一并拥有了群氓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他们两人都是强人，但是，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力量由于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种卑鄙残暴的力量。此外，他们俩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却只是一种丧失了优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国人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在华外侨则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实际上，袁世凯和张伯伦都有足够的“自救本能”。他们深知生姜入口便有辣味，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一旦失去了饭碗，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便真能带来太平盛世也不行，而这一点，像康有为那些强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实现的雅各宾党人，却是不很明白的。我说过，正是出于卑劣的本性，袁世凯摒弃了他的雅各宾朋友。像袁世凯和张伯伦先生一类人之所以改变政策，跟端方和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的情况不同，后者是因为生性轻浮，而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冷静的算计。袁世凯加入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徒一伙时，并没有康有为及其党徒们的那种热情，和他们那种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为他盘算着李鸿章倒台了，而康有为及其激进党却有王牌在手。同样，看到他们出牌轻率不慎，即将输掉时，便又将这些朋友弃如敝履。事实上，像约瑟夫·张伯伦一样，袁世凯是一个完全没有热情和高尚冲动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热情和高尚的冲动为何物。正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那种高贵的疯狂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并感到同情，从而使得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对省内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的义和团农民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残酷镇压，大下杀手。奇怪的是，他这种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样的、没有头脑且卑鄙无耻的外国人的喝彩，为他赢得荣誉。简而言之，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先生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带有着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残暴的特性。
袁世凯步入政界，是从做吴长庆（71）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开始的。当时，吴将军受大清帝国政府派遣，率领中国军队进驻朝鲜仁川。袁世凯是早期镇压太平军的名将和统帅袁甲三（72）总督的远房亲戚。袁甲三的许多部将后来都成了将军，吴长庆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凯尚未成年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无赖，被赶出家门，后由袁甲三的另一个部将，最近才升任长江巡阅使的程文炳抚养成人。程的一个儿子与袁世凯一块念过书，他告诉我，袁世凯从小就固执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3）
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党。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73）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作派而无百万富翁的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后来，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74），但事情毫无进展。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
我不必详细追述袁世凯的为官履历。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特种部队后，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在任上，义和团的狂热风暴爆发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那场误导和愚昧的暴乱之高贵动机，只是残忍地以玩世不恭和兽性的手段，去杀害那些误入歧途的疯狂农民。从山东巡抚，他继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组成了临时政府，他们已经打扫和整顿了天津的环境，使天津成为现代欧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凯从外国临时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许多不该享有的荣誉。外国人看到天津进步和改革的表象，看到天津成为一个欧化的城市，便一味夸奖袁世凯。刘坤一死后，袁世凯，正如我说过的，他与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成为了左右中国政治的三大巨头。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4）
我本不该对这位已经倒台的中国张伯伦的经历和品质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但鉴于以下事实，我还想再唠叨几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两国的英文报刊，都以一种自以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权威腔调，极力推出袁世凯这座泥塑的偶像来，这种做法只是荒谬可笑，对于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妨害。他们神化袁世凯，说他是拯救中国必不可少的惟一伟人，从而给现任摄政王的统治投去不信任的阴影。英国舆论过去曾一度奉李鸿章为偶像。有些与宓吉先生见识相仿佛的英国人，甚至称李鸿章为中国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国人对宓吉先生所谓的那个最了不起的老人，还有什么好话可说呢？（75）
但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在他们的雅各宾主义中，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一种希冀立即带来太平盛世的强烈渴望。而袁世凯，则综合了庸人李鸿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宾党人康有为的暴虐刻毒。事实上，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一样，两人都是雅各宾党人的叛徒。（76）
下面，我不再谈袁世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明确指出，这种生性粗俗、庸陋和蛮横的人们，损害了他们本国真正改革和进步的事业，因而也必然危害他们所在国高尚的国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约瑟夫·张伯伦先生，人人都知道，他采纳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但是，意味着使大英帝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换言之，比肯斯菲尔德勋爵要使大英帝国强大，只是为了能使大英帝国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去做它认为对于大英帝国的良治、进而对于世界文明事业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使大英帝国强大，则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如何，他的帝国主义与良治或文明没有关系。张伯伦先生帝国主义的目的，只是要让大英帝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吃的东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实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国家或民族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然后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扬，称霸全世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帝国主义，其结果是推进良治和文明的事业，使英国式的法律和英国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谈起他那个时代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