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那位谦恭的使女一心一意地养育并改造了欧洲那些未开化的、赤身露体的、蓬头垢面、浑身是毛的野蛮人。
下面这首诗，就是对她所作所为的形象描绘：
我看见年轻的哈里头戴海狸皮帽出征，
他双股套甲，全副武装，威风凛凛，
像有羽翼的墨丘利（76）神从地面腾身而现，
轻松自如地跃上马鞍，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3）
仿佛天使降自云天，
掉转马头，让暴烈的柏伽索斯（77）略事喘息，
以杰出的骑术感服天下，迷化人间。
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使女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依旧美丽但已了无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面目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在法国，16世纪，那瓦尔的亨利、大孔代亲王及其胡格诺派教徒（78）们，也开始着手斩杀这个邪恶女巫。遗憾的是，亨利心中固有的法国式的宽宏大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弃恶从善之后，他便与之达成了和解。
然而，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的亨利的妥协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那个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在两百年后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冲击。如果有谁要想了解那个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震动，他可以去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Egalite）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Rohan）的回忆录，以及莫泊桑的《钻石项链》（DiamondNecklace）。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重新光顾这片土地的老朽女巫结为秦晋之好。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他竟然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程度，正如贝朗热所唱：
（拿破仑）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达成了荒唐可笑的和解！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主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煊赫一时的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点化出的耀眼迷人的大厦。可以预见，其必然遭受的下场，是它的最终坍塌以及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79）。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
“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令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得到奇迹般的快速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国人就会变“乖”（Kwai），成为“友谊至上”列强们的挚友，从而使欧洲人摆脱“黄祸”的威胁。
依我看，赫德爵士这一虔诚的愿望所暴露的天真可笑与厚颜无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是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蛋伸过去让人抽，然后再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估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地给他的海关职员发薪水，以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与此同时，中国陕西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既然想把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那怎么不鼓吹使用鸦片呢？“鸦片”可是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啊。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四十年。正因为如此，赫德爵士对此竟浑然不觉：他这个温情脉脉的虔诚愿望所折射出的令人发指的卑鄙和厚颜无耻，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曾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一种是争取在中国能飞速传播基督教。而我，则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我们要讲求公正合理！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un）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正义就像美杜莎（80）的头，一旦被其目光触及，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敢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容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基督教最好能飞速传播”之类的虔诚愿望来藏头盖脸。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曾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的现存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真正的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而基督徒中的“乱臣”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烈火的炙烤；而基督徒中的“贼子”呢，他们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道饮茶、吟唱圣歌。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的烈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入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会士”。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4）
罗斯金说：“我不仅相信有地狱这样一个地方，我还知道它在何处；当人们认为离开了对地狱的恐惧，美德便无从谈起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地狱。”
在我看来，现代欧洲人的头脑可以分成两个隔离间，中间装有一个“滑动阀门”。当你在中国告诉一个英国佬中国的龙飞起来会致雨时，那扇阀门便自动开启，他会当面嘲笑你；而当主教告诉他这是贝拉姆（81）的驴子所说时，滑动阀门便会立即关闭——他会对此深信不疑。起初，人们还只是习惯于将这种阀门用于智力活动，现在却已逐渐将其运用到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进行是非评判的道德方面。而且，将这扇方便的滑动阀门用于日常事务中的刺激和动力要强大得多——那就是利益的刺激与私利的驱动。
罗伯特·L。史蒂文森（Stevenson）先生在他的奇妙小说《两面人》（Dr．JekyllandMr．Hyde）里，对现代欧洲知识分子中的耶稣会士性格作过绝妙的描绘。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者幸而免。”耶稣会教义对于人性的摧残及其必然结果，正如卡莱尔所言，“是广泛的苦难、叛乱和疯狂；是无套裤汉（82）暴动的狂热和复辟暴政的冷酷；它使千百万人沦为禽兽和各式各样团体受到纵容的轻薄无聊之举；那也是不义之君以法律裁决不义的可怕景象！”
我之所以在这些札记中反复谈论耶稣会教义问题，是因为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正被其所吞噬，而且它就像麻疯病一样四处蔓延，使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英国的“冒牌帝国主义”和吃人的德国“殖民地政策”，不过是耶稣会教义与虚假民主杂交的产物。我把德国“殖民地政策”称之为“怪异的巨兽”，一种可怕的野兽。现在，法国民族的这种耶稣会教义，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带有巨毒的吸血蛇或爬虫。
在此，我确定中国目前事态的发端日期，乃是美国公使田贝（83）上校在北堂（84）开放之时用法文发表“一流”演说的那一天。田贝上校以及驻京的整个公使团都完全清楚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目前的地位，乃是基于一条厚颜无耻的伪造条款——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的一条伪造条款之上的（85）。当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乞求圣灵保佑这一厚颜无耻的赝品时，中国人别无选择，只能是向公使馆开枪射击！
昨天，头戴圣冠的主教大人对着圣灵这样说：“圣灵！请下来吧，”
“不。”将要下来的圣灵道，“我不下来。”
正如英国的犹太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犹太人海涅发现了他们本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什么一样，在法国，也是一个名叫甘必大（86）的犹太人发现了法兰西真正的弊病，他将其称之为“教权主义”（C1ericalism）。如果甘必大活得更长一些，今日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路易·波拿巴派法国军队去保卫罗马的教皇宫殿时，法国的教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自甘必大时代以来，教权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因为法国那些社会活动家们认为：“反教权主义与商品出口不相干。”因此，尽管法国的军队没有再被派去保卫教皇，但法国人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以便派人到中国去参与保护教皇的主教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为要给他的皇冠再次镀金，我们又须缴纳沉重的税银！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教权主义利用其国外布道团作为进行投机买卖以维护自身在法兰西的特权之基础。耶稣会士们谈起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团时确实可以说：四处奔走的传教士们，乃是我们做生意的“旅行推销员”。
法国政府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到中国去调查一下，看这些“旅行推销员”的生意做到何种程度，不用说其他肮脏生意，仅他们所从事的土地投机买卖一项，就已火红得不得了。除此之外，在中国，每发生一次教案，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意味着要发一笔横财——因为他们每遭受一两银子的财产损失，就可以要中国政府赔偿白银50至100两——我算不清他们获利的百分比是多少了！
我说过法国现在没有公认的贵族，但法国、现代法国还是有一种贵族。在现代法国，真正的贵族是那样一些文坛巨匠，从发誓要“消除无耻”的伏尔泰到坦承“我忏悔”的左拉都是。然而，正如伏尔泰所说：“怯懦乃是好人的不幸！”如今，法国需要有像伟大的丹东那样的人去呼喊：“勇敢些！勇敢些！再勇敢些，革命就成功了！”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法国出现了
未来的晨曦！
欢喜！欢喜！我们团结紧密，
勇往直前吧，高卢和法兰西！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1）
箴言
爱默生说：“我的英国朋友问我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国人？那种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种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我所想到的既不是各政党会议，也不是国会；既不是总统也不是内阁大臣，不是这样一些想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的人。我所想到的只是那些具有最质朴最纯洁心灵的人们。我说：‘是的，肯定存在’，于是我谈开了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教理。我说，确实，我从没有在哪个国家见到过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非常清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勇气更能赢得我的尊重了。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滑膛枪崇拜者——可以肯定，就像上帝活着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87）先生最近在离开上海回国之前说道：“我不担心中国人还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我想，这不该是一个美国官员、一个爱默生的同胞所应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舍监所说的话——她长期惨无人道地虐待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而当孩子们反抗时，又毫无人性地加以残酷的痛打，然后坐下来喝口茶，还抛出一句：“这下小家伙们绝不敢再胡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