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担现已不多见；即有，也只供摆设，极少有人使用它。
煮水器
□ 子衿
近来买了许多茶具和陶瓷图谱来看，以碗、杯及茶壶为多。除却汤瓶，几乎不见煮水器具。即使是汤瓶，宋以后，功能逐渐单纯为注水。翻出茶书数十种，提到烧水用具的，少而又简。很是疑惑。
茶书上最早提到煮水器的，应是陆羽《茶经》，称为＇钅复＇，就是敞口的釜。陆羽时代的这种釜，多用回炉再次冶炼过的熟铁铸造，比较少铁腥气，对水味影响应该少一些。至于模样，陆羽的描述是，底部弧形，大开口。内壁光滑以利洗涤，外壁粗糙以利吸收火焰。设计上要注意，水烧开时的沸腾中心一定要在＇钅复＇的正中心。只因当时流行煎茶，水沸时要把茶末投入＇钅复＇中。若沸腾中心居中，茶末易随沸水扬起，“则其味醇也”。至于＇钅复＇的材料，除去熟铁，亦有银、瓷和石。陆羽认为银者最好，然而到底过于奢华，普通人用不起。瓷和石亦雅，然而“性非坚实，难可持久”。我猜想是受当时陶瓷制造技术限制的缘故。＇钅复＇的实物，后来出土过一些。其中有铜做的，并带提梁，成品年代早于陆羽《茶经》成书，不知为何书中没有提到铜质地的＇钅复＇，想来也是极不普遍的。
＇钅复＇，后来其实是几乎被摈弃了。唐末至宋，点茶逐渐取代煎茶。不再将茶直接投入沸水中，而是先放茶末于碗内，再注入沸水调制茶汤。＇钅复＇这样沉重而不适合注水的器具，被汤瓶所取代。
书里的记载，汤瓶有许多名字，如执壶、茶吹、茶吊子。我总是疑心这些名字或许并非指相同的东西，应该是随年代和地区不同而变化的煮水器，功能相同但形状或许有差异。有待考证。
许多茶书对汤瓶有相似的描述。质地和形状，都是要讲究的。因为汤瓶不仅要煮水，还要用来注汤，形状就显得至关重要。大致上，容积要小，瓶嘴要呈抛物线形，出水口要圆而小，以使出水有力、落水准。
至于汤瓶的质地，更加广泛。金银铜铁铅锡，陶瓷石。宋人以金银为贵，恶铜铁，谓其有“生锉气”。其次是瓷瓶为好。宋代是瓷器史上的高峰，名窑辈出。瓷瓶大多模仿金银瓶造形，因仿金属器的缘故，看上去感觉比较挺直精神。出土的煮水汤瓶，以长沙窑、越窑青瓷、定窑白瓷为多。至于南宋以后的龙泉窑青瓷瓶，过于高瘦纤秀，不似煮水，大概只盛沸水而已。最爱的是中唐以后的邢窑白瓷瓶，无装饰，洁白细腻，当真有“似雪”的感觉。只是这种瓶子，不知古人如何舍得搁置火上灼烧。石头做的汤瓶，应宜水，只是沸腾得慢，水容易煮老，又比较沉重，所以无法普及。
元代以后，由于饮茶法由点茶逐渐被简单的散茶冲泡法所取代，对煮水器的要求更严，成为茶书中需重点讨论的器具。名称也逐渐改变，开始依然称汤瓶，明以后书里的正式称谓逐渐为茶铫、汤铫。对质地的要求，“以不受他气者为良”，变化尤其明显。
明初，依然延续宋人的概念，金银为优，瓷石次之，铜铁铅锡皆不取，瓦瓶也被认为“恶气缠口不去”。从张录《茶录》开始，锡逐渐取代陶瓷的地位，铜铁却始终不得翻身。到了许次纾的《茶疏》，首银次锡。提出“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这种铫，需令水快速沸腾，否则水老了还有忌讳的熟汤气。锡铫被推崇，应是锡之提炼技术精益的结果。前朝锡茶具被认为有恶气，多半是质地不纯，杂以其它金属成份，夺香败味。当时比较有名的，叫汴梁摆锡铫，其次苏州产的也是好的。
再往后，明中期，紫砂茶具开始暂露头角，《茶疏》里提到时大彬紫砂壶，无土气，为时人宝爱。只是此时紫砂制造工艺不成熟，未成气候，仍以锡为贵。时大彬之后，紫砂名师辈出，工艺逐渐稳定完善，成为与瓷器分庭抗礼的重要茶具种类。明末以后，茶书中几乎众口一辞，“砂铫煮水为上”，概因紫砂煮水无熟汤气。锡铫仅次之。但锡是比较贵的金属，紫砂普及后，价格便宜又实用，因此清代人煮水，用得最多的应是瓦铫或砂铫。至于瓷铫，因经不住火，易裂，逐渐不被使用。
到了现代，茶的品饮处于低谷。普通家庭煮水，无非是铁锅，铝锅，后来有了不锈钢。八十年代末，饮茶重新得到提倡，专门的煮水器也陆续出现。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无非几种：以陶质提梁壶配陶质酒精炉，不锈钢壶配电炉（电热丝应不在壶内），玻璃壶配酒精炉或电磁炉。锡壶几乎绝迹了。日本茶界却喜用生铁茶壶烧水，好的铁壶，价格奇贵。日本饮茶法延用我国宋代点茶法，茶具基本保持宋时的式样，不过稍加变化而已，宋人恶铁的习惯应该同时传到日本。看来或许日本生铁有特别之处。
台湾有人对各种材质煮水做过“科学试验”，排名仿佛依次是金、陶、瓷、玻璃、不锈钢、锡、铁。我常用的是紫砂东坡提梁壶，紫砂小炉内点酒精，比较古雅。酒精内不能含水以外杂质，否则燃烧不良，气味重，不堪忍受。最好的搭配，应是紫砂壶和烧橄榄核的红泥小火炉。在广东潮州，应该仍可找到这种炉子和橄榄核，只是需要费些心思。
紫砂器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 中国南昌铁路局工程师 周志刚
茶，味苦寒，性平和，益身心。在我国，由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茶风始起，就被注入强烈的文化意蕴。继而，亦在茶的种植、采摘、加工、冲泡、品饮的过程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学意识，并予以程式化，形成一种具有独特的民俗礼仪特征的象征艺术。作为茶饮形式的载体茶器具，也理所当然地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派生成对茶文化系统本身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影响与推动作用的次生文化。茶器具，就不会有茶饮的文化品位；没有茶器具的发展，就不会有茶文化的丰富提高。作为中国茶器具的紫砂器，更在茶文化的发展中，受到人们的珍视与关注，引导着茶饮形式在民族文化的艺术殿堂中蓬勃发展，折射了华夏文化的光辉。本文就此以对紫砂器在茶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和推动，作一相互关系演变的概括性探讨。
茶器具——茶文化的派生物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茶，就是古代的茶，这也是中国茶饮起源的最早传说，故唐代茶圣陆羽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说法（《茶经》）。但在中国茶史上，对茶器具的最早记载却要晚至西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所述：“烹茶尽具”、“＇食甫＇已盖藏”。在这里，已经有饮茶后将蔡具洗涤洁净，妥为收藏好的意思。不过，这时的茶具形态，我们无法从简洁的文字中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但至晋代，我们却可以从杜育《＇艹舛＇赋》中“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推断出当时的饮茶方式和茶具特征。据熊寥先生考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意为饮茶时挑选浙江温州东瓯窑产的缥瓷茶具；“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指是是用类型似无柄葫芦瓢式的茶盏，取法先祖周部族（公刘）饮酒的方式饮茶。（《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这里的“器”与“匏”虽然指是都是饮茶用具，但我们仍很难将它们从日常生活的饮食用具中作为茶器具单独分离出来，因为茶器具的产生是和一定的经济生产力相联系的，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茶器具形成单独需求的地位。同时，茶文化意识的发展，也没有要求茶器具单独存在。
对茶器具的完整描述和记载，直到中唐时期陆羽在其撰写的《茶经》中才算第一次完成。在《茶经》中，陆羽专辟“二之具”、“四之器”二章，前者茶具指的是采制茶工具，后者茶器才是指饮茶的用具，这里对“具”与“器”的称呼和我们今天的习惯用语相反，“器”指的才是我们今天饮茶的茶具。陆羽记录的茶具有廿十八件，大体可以归为六类：火具、煮具、杂具、水具、贮具，材质涉及陶、冶、竹、木、石、纸、漆等制品。陆羽对茶具的记载，不但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而且是划时代的对茶器具在茶文化地地位进行升华。
唐代是我国经济前发展的强盛时期，陆羽《茶经》是对唐代茶文化发展状况的完整概括与阐释。陆羽根据当时茶饮风尚和茶事规律，提出一整套的茶具、茶器、烹茶、品饮程式，表现出崭新的茶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通过茶器具在茶的吕饮过程中完成礼仪的需要所体现的。经济的发展形成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茶器具的分立和产生，赋予茶饮形式以新的文化内涵。陆羽对茶器具的记述在唐代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茶说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茶器具在唐的普及与推行，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之风，盛于唐，兴于宋。唐代盛行烹茶，宋代流行点茶，所以当时用茶多为饼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茶的饮用方式制约茶器具的发展，因此茶器具的形制、质地与构成必然反映时代特征和差异。唐宋及以前，茶器具的使用多为陶瓷茶具与金属茶具并有和，达官贵人甚至盛用金、银、铜制茶具，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表现了豪门竞奢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茶器具生产发展的进步以及茶器具在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茶器具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饮茶过程的礼仪风尚。用器的过程，即是茶的品饮过程，同时也是领受茶文化精神，内心深省民族传统意识的过程。唐宋时代繁复的茶器具，不但把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引向顶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中国茶的文化内涵推进狭窄的胡同。这样，从茶的品方式到茶器具的发展，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演变，中国茶文化原精神又将得到新的飞跃。
紫砂器的创始与兴起
宜兴，古名荆溪，因荆溪河得名。秦始皇灭楚，改名阳羡。晋惠帝为表彰周＇王己＇，改阳羡为义兴。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讳，改称宜兴迄今沿用。宜兴盛产陶土，颜色多为绛紫，通称紫砂，亦有红、绿、黄、白等色，故又被誉为“五色土”。所做茶器具，多通称紫砂器。紫砂器的创始，有文字的记载，始见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诗名：“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器泛春华”（《宛陵集》）。其次，欧阳修也有“喜若紫瓯呤且，羡君潇洒有余清”的诗句（《欧阳文忠公集》）。1976年，在宜兴丁蜀镇羊角山古窑址发掘出大量紫砂陶片，其断代时间为北宋中期，这也是紫砂器始于北宋时期的佐证。
初期的紫砂，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考。但紫砂器真正兴起在明代中期，这些不但有实物遗存，而且还有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对紫砂器的记载始见万历十五年许次纡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所作，颇极精之。”其后，在各时期的茶书中对紫砂顺的专门描述和记载陆续增多，并有系统阐述紫砂器的专著问世，明代周高起《阳羡名壶系》和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是其中最著名的二种。
紫砂器兴起于宜兴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陶冶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宜兴是中国古代名茶产地之一，所产“国山＇艹舛＇茶”始于三国孙吴时期，著称于江南。唐代上元年部，阳羡茶更为“芬芳冠入他境”名列贡茶。诗人卢仝有诗为赞：“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全唐诗》）饮茶须好水，宜兴金沙泉在唐代就是与贡茶同时上贡的煎茶良泉。同时，据考古表明，自母系氏族社会起，宜兴就有制陶业存世，并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的大规模生产。正是这种“绝无仅有”的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紫砂资源，造就出紫砂技艺，随着明代茶饮之风的变革，掀开了中国茶文化新的篇章，赋予茶饮艺术新的文化情趣。
明代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连年战乱、泰世初平，为体恤民情、减轻贡役出发，下诏废除团茶，改制叶茶（散茶）。朱元璋的这措施不但减轻了广大茶农为造团茶所付出的繁重苦役，也带动了整个茶文化系统的演变，茶的品饮方式发生根本变化，茶器具的构造也应运变异，使紫砂器异军突起，发展达到高潮，奠定了以后数百年至今不变的茶饮文化程式。
紫砂器受到人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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