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是同样反动的；他们同其他革新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阶级和亲属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有时有这样一种情况：革新者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至少不得不成为一个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自卫或发起进攻。新思想最初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级中产生的，但是，提倡者们很可能会发现，由于社会对他们的革新所进行的抵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比较富有成效的观察结果之一是概括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转折时刻进行改革时期最重要作用的是“新人”。这意味着，在那些抓住新机会或实行增加行动自由的制度改革的人中，很少发现是过去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时的统治阶级。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寻找新机会。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它途径。同时，提倡改革的人既不是居于社会结构最上层的人物，也不是处于底层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可能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种姓制度中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缺乏教育，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１８６８年出现的那批新人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权感到恼火。在西欧，１３世纪和１４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也许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可能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的程度。因此，统治阶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是，新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来，他们将要求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取得妥协，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变成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来变革的高潮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或蝶蛹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革命，那也要在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来反对和击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已被接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２０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历史似乎顺应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增长方面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市民对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可能比乡下人所作的贡献大，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生物学上比别人优越，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的缘故，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由城市带头掀起了争取扩大经济自由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市民之所以在组织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不管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扩大自由还是相反，是因为通常是由城市进行治理的，而这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具有吸引力。市民在促进贸易、制造业和在当前促进发明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近几十年的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政治城市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民比乡下人思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改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病和其它一些表现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些结果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关头也起了作用。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而减少经济自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会、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在减少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念，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离首都，不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它们的制度是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吸引来了。因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概括在历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它的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况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大部分其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触。外国人带来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规范的信任。外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使现有的统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可以用战争恐吓，或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另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