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资本水起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土地、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１００年里大部分输出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美洲和澳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流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１９世纪，凡是英国认为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何。在１９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铁路，后来它又借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在的供应起来源。
有人往往还断言，如果英国不必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它本来是不可能适应债权国的地位的，但是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英国并不将它在国外投资的收入和偿还的本金用于进口商品，而是用于增加它在海外的资本；它仅仅将它得到的钱用于在海外进行再投资。１９１３年英国保留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２８％）与１８７３年相同，尽管在这４０年里，英国的无形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这一计算的依据的Ａ．Ｒ．普雷斯特先生对１８７３年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即使将估计数提高相当大的数量，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外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来提高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而是用于提高国外投资的比率。）然而这种论述形势的方法涉及国外投资率的迅速增长，而这种增长也许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与国民收入相比，国内储蓄增长得更快。如果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长期进行国外投资到适当时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进口额上升，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
这些尴尬的局面是由于利息和分歧偿还款项的流入赶上资本外流的速度造成的。例如，如果国民收入不变，对外贷款不变，２０年以后偿还，那么２０年以后，偿还的数额将与支出的数额相等，此外，还会有过去２０年的投资的利息收入，只有进口的倾向加强，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这些收入才能被吸收。如果相反，我们假设国民收入增加，外国借款所占的比例不变，那么正如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２０年以后，如果贷款利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致，那么外流和流入正好相等；但是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那么流入的比例将稳定在高于外流的水平上。如果像英国的情况那样，有形进口额和出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流入的利息和偿还款项全部用于再投资，那么结果甚至会更加令人难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和收入增长率相同，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以等差级数增长，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那么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会增长得更快。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２％的国民收入用于国外投资，它获得的５％的利息也用于再投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３％。那么即使贷款是不偿还的，年度投资额也将从第一年的国民收入的２％提高到第２０年的６％，并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提高。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英国国外投资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使进口倾向也保持不变，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出口额必定下降。
英国发生的情况是，除周期性和长期性的波动以外，有形出口额在它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但是它在世界制成品出口额中的份额在此期间却迅速下降，如果它不愿将它在国外的无形收入用于再投资，这个份额本来还可能下降得更快。
由于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持有错误的认识，有些观察家担心，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是不行的，但是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把收入用于再投资，那就不必发展入超；其次，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食品和原料进口额不如美国的收入增长得快（许多人预料进口额增长得较快）；第三，现在，与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相比，美国的制成品出口额很大，所以通过制止美国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率来保持世界平衡的余地很大。只要全世界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继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将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国没有理由也必须是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如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那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投资，那么要说现在国际投资的范围比１９世纪少似乎是有理的，因为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西亚那样富饶的未开垦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国际投资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转让新技术谋利，以便在欠发达国里兴办那些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以及现在正显示出在国内增长速度下降的行业和工程。（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食和原料有关，因此不一定产生那些被错误地说成初级产品会产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说，随着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的好处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资本从比较发达的部门（这是从技术上说的）大量转移到比较落后的部门——例如农业——的余地是存在的。可是转让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一般说它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尤其取决于教育和推广设施的强化，而这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级别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由各国政府采取；例如在农业方面，建立推广服务机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网等。如果私人国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转让新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开发新的自然资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投资的范围所受的限制也许会大得多。
对外资的需要量可能一样大，对产量的影响也可能一样大，但是老的渠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国际投资额当前的下降，至少首先并不是我们迄今所讨论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直接造成的。相反，它是由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完全恢复了。战前不久，国际投资额约为１６亿美元，到２０年代末，增加到大约２０亿美元，如果将价格变动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两个数额的实际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来源和流动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美国已不再是纯借款国了，现在它提供的贷款额占借款额的一半，英国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借钱给其它国家的德国，现在它所借的钱将近占贷款额的一半。因此，初级产品生产国海外的情况已经恶化；实际上，它们在２０年代得到的钱大约只相当于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借的数额的一半。有些人很重视流动方向的这种变化，他们说，对德国重建工作的投资，必然不如在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投资来得保险，因为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家可以用初级产品偿还，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德国只能用制成品偿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对这种推理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３０年代发生大萧条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到的打击与德国遭到的打击一样严重，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
美国成为主要贷款国，在发生萧条的时期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借款的传统和机构。人们认为，缺乏信用机构增加了贷款的费用，并且造成了贷款时差别对待不够，因此在美国贷款中能够经受风险的部分比英国贷款中小。缺乏向外国放款的传统也使贷方更加紧张。有经验的贷方知道，衰退时期过去以后会出现繁荣时期，所以他在出现衰退时不会感到紧张，美国有许多放款人在２０年代受过份乐观的宣传的欺骗，到了３０年代则变得过份悲观。不管传统和机构方面的弱点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发生大萧条，许多借主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时，美国的放款人对向外国放款的整个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不遵守战争债务的行为尤其令人气愤。１９３４年一项联邦法案规定，在美国出售任何不履行对美国政府的义务的政府债券是违法行为，除了芬兰政府，这项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与此同时，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法案，禁止借款机构持有外国公债。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借主，这对国际投资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到１９５４年，要在美国成功地发行外国公债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时候，该行行长不得不用将近两年时间到各州立法机构去劝说它们通过法案，允许投资机构持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不偿还战争贷款是一项政治决定，这项决定是按照债务国于１９３２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作出的，即如果美国放弃欠它的债务，那么其他国家也愿意放弃欠它们的债务。美国拒绝放弃它的债权，但是其它每一个国家（芬兰除外）决定把战争债务看作已经销帐了。可是不偿还其它贷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债务国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大萧条格外严重。世界贸易中的美元价值三年中下跌了６０％。世界制成品产量下降了３０％，虽然初级产品的产量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收入因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极为不利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结果，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外汇必须严格实行配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要保持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进口额，那确实就不能动用外汇来偿债。同样确实的是，陷入这种漩涡的国家无法为私人或政府借款。在３０年代，国